乾元元年 三月初三
三月初三，上巳。
楚州人在这一日到河边洗手。手洗了，一年的病就洗掉了。河在城南，河滩上摆着摊子，卖荠菜花的，卖煮鸡蛋的，卖艾的。
他没有去河边。河滩上的锣响了三下，声音从城南传过来，传到衙门口已经很轻。
他要去勾检厅交差。
交差在卯时。
桌上摆四样东西：官册一本，皮状十一张，收支账一本，借条一张。
韩勾检坐在桌里。他面前摆着一方新印，印是铜的，钮是新的，龟背上的棱还没有磨。
“换印的批，前日到的。”他说，“旧印交上去，销了。”
“销了。”
“销了。”韩勾检说，“销印的人，是转运使派下来的。他把旧印当面锉平，锉下来的铜屑收在一只小袋里，带回长安。”
“锉平了，就对不上了。”
“对不上了。”韩勾检说，“所以我给你这个。”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纸上一个新印，四个字，“牧”字是全的。
“新印的拓片。”他说，“你带到长安。有人问你淮南的印，你拿这个对。对上了，是新印；对不上，是旧印。”
他把拓片折起来，递过去。
“韩勾检。”
“嗯。”
“旧印还在别人手里。”
“在。”韩勾检说，“锉的是我手里这一方。别人手里那一方，还是旧的。”
“旧印盖出来的文书，比我手里的真。”
“真。”韩勾检说，“印是真的，纸是真的，字是真的。只有日子不对。日子一查，就露。”
“你查到日子了么。”
“查不到。”韩勾检说，“三年前那一夜，厅上没有人证。没有证人，日子就定不下来。”
他把拓片收进怀里。
“开始点。”
点册。官册一百四十六页，一页一匹。他一页一页翻，韩勾检一页一页看。看到死马那一页，他停。
“十一匹。”
“十一匹。”韩勾检说，“赔账已销。”
“销在哪里。”
“销在账上。”韩勾检说，“二百贯一百，收一百九十贯一百四十，余九贯九百六十，是盐折的亏。”
“九贯九百六十，谁认。”
“转运使认。”韩勾检说，“折盐九折，是惯例。惯例的亏，官认。”
“官认，是谁的账。”
“是转运使的账。”韩勾检说，“转运使的账，最后是户部的账。户部的账，最后是天下的账。”
“天下的账，谁认。”
韩勾检把册翻过去一页。
“天下的账，没有人认。”他说，“天下的账，只有人记。”
点皮状。十一张，十一个号。他把皮状一张一张对死马册，对完了，递给韩勾检。韩勾检在每一张的背面盖一个新印。
印按下去，红。
“皮状上没有旧印。”
“旧印在存根上。”韩勾检说，“皮状是新的，旧皮状已经销了。”
“销了的皮状，还在盐场。”
“在盐场。”韩勾检说，“盐场的册，归盐场。盐场的册，三年一查。查的时候，旧印就露出来。”
点账。收支账一本，收：一百九十贯一百四十；支：柴钱一百二十日，十四贯四百；纸钱三百文；皮状纸钱一百一十文；脚钱八百文。余一百七十四贯五百三十。
“柴钱是你垫的。”韩勾检说。
“垫的。”
“垫的，可以报。”
“报上去，批三个月。”他说，“三个月，我到了长安。”
“到了长安，也可以报。”
“报给谁。”
“报给转运使衙。”韩勾检说，“转运使衙在长安有房。”
他把账合上。
“不报。”
“为什么。”
“十四贯四百，不值得跑三趟。”
韩勾检看了他一会儿。
“李押马。”
“嗯。”
“你到了长安，不要说淮南的事。”
“哪一件。”
“印的事。”韩勾检说，“印的事，我担。你把拓纸带走，就不要再说。说了，长安的人会问，问到你，你就成了告发的人。告发的人，在长安活不长。”
“印的事，是别人的罪。”
“是我的罪。”韩勾检说，“印是我的。”
他把最后一页盖上印。
“点完了。”
“点完了。”
韩勾检站起来，从架上取下一只小匣。匣是木的，四角包铜。
“这个给你。”
“什么。”
“换下来的旧印的铜屑。”韩勾检说，“一斤二两。锉印的人说，铜屑归官，我说，我留着做记。他给了我一袋。”
“你给我做什么。”
“你带着。”韩勾检说，“到了长安，有人问，你说，淮南的旧印，锉了，铜屑在这里。铜屑在，印就死了。”
他把匣接过来。匣很轻，摇一摇，里头有声音。
“韩勾检。”
“嗯。”
“你五十二。”
“五十二。”
“三年以后，五十五。”
“五十五。”韩勾检说，“五十五出来，还能活几年。我这辈子，抄了六遍册，二百四十日。二百四十日，都在抄马。抄到最后一页，我把笔放下，手是抖的。”
“为什么抖。”
“因为抄完了。”韩勾检说，“抄完了，就没有事做了。没有事做，人就老得快。”
过所还在姚队正那里。他去城门取。
姚队正把过所还他。过所背面那一笔还在：女一口，随行，申时进，三更出。
“这一笔，擦不掉了。”姚队正说。
“不擦。”
“不擦，下回进城，守门的还要问。”
“问就问。”
姚队正把过所递过来，又收回去，用手指把纸角抹平，才给他。
从城门出来，他去顾家。
顾五郎在门口等他。
“李押马。”
“顾五郎。”
“今日走。”
“今日走。”
顾五郎从袖里摸出一封信。信封是白的，封口上压着顾家的印。
“荐书。”他说，“长安西市，有一家药铺，叫济众。掌柜姓沈，是我表兄。你拿这个去，他会给你一个住的地方。”
“我不必住药铺。”
“不必，也拿着。”顾五郎说，“长安的客舍，一日十五文。药铺的后院，一月一百文。一月一百文，一年一千二百文。你手里的钱，能住几年。”
“我手里的钱是官的。”
“官的钱，解交了，你就没有钱。”顾五郎说，“你没有钱，凭什么在长安住。”
他把信接过来。
“谢。”
“不用谢。”顾五郎说，“荐书上写了一句：‘此人懂药，懂账，不懂人情。’”
“为什么写不懂人情。”
“写了不懂人情，他才敢用你。”顾五郎说，“懂人情的人，会算计他。不懂人情的人，只会算账。”
阿蛮在院里收东西。
四张卖身契摊在桌上，她把它们一张一张叠好。契是黄的，边上有齿，纸上的字她一个也不认得。
“郎君。”
“嗯。”
“这四张，是什么。”
“卖身契。”
“谁的。”
“三个是死人的。”他说，“一个是你。”
阿蛮的手停了一下。
“上面写我什么。”
“写你姓阿，无名，年十九，楚州人，卖与长安西市胡氏，价十二贯。”
“十二贯。”
“十二贯。”
“我值十二贯。”
“契上写十二贯。”他说，“契是别人写的。别人写多少，就是多少。”
她把契放下。
“烧了吧。”
“不烧。”
“为什么不烧。”
“烧了，你就没有来历。”他说，“没有来历的人，跟我一样。”
“你也没有来历。”
“我也没有。”
她把四张契重新叠好，叠得很齐，塞进包袱最底下。
“郎君。”
“嗯。”
“回去看门，门还在么。”
“在。”
“锁呢。”
“锁在。”
“钥匙呢。”
“钥匙在我身上。”
她点了点头，把包袱系上。系了三道绳。
午后，王五带阿兜来。
阿兜把那件青袄还回来。袄洗过，洗得很干净，肩上破的地方补了一块，补的布是深青的，针脚很密。
“补了。”
“我补的。”阿兜说，“补得不好。”
“补得好。”
“袖子长，我往里缝了一寸。”她说，“缝了一寸，就合手了。”
他把袄收下。
“阿兜。”
“嗯。”
“到了顾家，头一个月，不要说话。”他说，“不说话，别人不知道你的底。知道了底，就欺你。”
“不说话，别人也欺。”
“欺得轻。”
她点了点头。
王五站在她后头，手里捏着一张纸。纸是保状的抄件，抄件上没有印，只有四个手印。
“说帖还没有下。”
“没有下。”王五说，“杜六说，县令不画。”
“我到长安，递一张状。”
“不要递。”
“为什么。”
“递了，你就回不来了。”王五说，“长安的官，管淮南的事，要先问淮南。问了淮南，就问到你。问到你，你就走不了。”
“我本来也要走。”
“走是走。”王五说，“回不来，是回不来。”
他把保状抄件接过来看。四个手印，最小的是阿兜的，按在“女”字上头。
“王五。”
“嗯。”
“你的籍，会下来的。”
“会。”王五说，“我等。”
“等多久。”
“等到我女儿十七。”王五说，“她十七回来，我还没有籍，我就再去报一回。报一回不成，报两回。两回不成，报三回。”
“报三回不成呢。”
“报三回不成，我就不报了。”王五说，“我就住在窑上，不进城门。不进城门，也能活。”
阿蛮收拾到一半，停下来。
“郎君。”
“嗯。”
“城南那个院子，锁了。”
“锁了。”
“她走的时候，说了什么。”
“说了扬州。”他说，“二十四桥，桥底下一间屋，门口一棵石榴。她说，去站一站。”
“站了做什么。”
“站了，她就知道你来过。”
阿蛮把手里的衣裳叠好，叠得很齐。
“扬州远么。”
“八百里。”
“八百里。”她说，“我记着。”
黄昏，周阿满来了。
他手里捏着那根绳。绳上十八个结。
“郎君。”
“嗯。”
“这个给你。”
“绳。”
“绳。”周阿满说，“十八个结，是十八匹马。马都回来了，结就没有用了。”
他开始解结。一个结，解三下，解开了，把绳捋直。
解到第九个，他的手慢下来。
“解不动了。”
“我来。”
“不用。”周阿满说，“我打的结，我自己解。”
他解到第十八个，天已经黑了。他把绳捋直，捋了三遍，递过来。
“给你。”
“给我做什么。”
“留着。”周阿满说，“我在棚里十一年，就留下这一根绳。”
他把绳收下。
“周阿满。”
“嗯。”
“你不回城北。”
“不回。”周阿满说，“棚里还有一百零八匹马。马在，人就不能走。”
“我走了，谁给你发工钱。”
“韩勾检说，新押马下月到。”周阿满说，“新押马来，我还是看马。”
“新押马要是不来呢。”
“不来，我就看到马走完。”周阿满说，“马走完了，我再走。”
他走了。走到院门口，回头。
“郎君。”
“嗯。”
“你到了长安，要是看见一匹青马，鼻子上有一块疤，你跟它说一声。”
“说什么。”
“说，老周还在棚里。”
夜里，东西都收好了。
包袱两只，一只装文书，一只装衣裳。绳一根，十八个结都解了，绳上留着十八个弯。
他把绳盘起来，盘成一个圈，塞进包袱的夹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