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元年 八月十六
崇仁坊北门进来，往东，第三巷。
巷口有一块石头。石头不高，一尺二寸，上头有一道痕，二尺长，是抬箱子的人磨出来的。箱子四尺，四个人抬，抬到巷口要转一个弯，箱底就在这块石头上磨。
石头还在。痕也还在。
他在这个坊里住了半个月。
坊里四十五个门，锁着十九个。开着门的是十九户，一户一个姓。剩下七户，门开着，人没有，院里草长到膝盖。草是狗尾巴草，穗子白了，风过去，一片白往一边倒，倒了又起来。
他住在西边第三巷第七家。
一间门面，一间后屋，一个小院。院角一口水缸，缸沿缺了一块，缺口磨圆了，是常年搁扁担磨的。
门面里一张柜台。柜台后头一只药柜。
药柜是他自己画的图，请坊西的木匠打的。七十二个抽屉，一列十二个，六列。
山上那口柜是一百零八个罐，甲乙丙各三十六，对上长安一百零八坊。
他在长安只打了七十二个。
剩下那三十六个是哪几个坊，他知道。哪几个坊里已经没有人，他也知道。
抽屉是空的。他一日填三个。
填的时候按次序，从最上头左边起，一格一格。填满一格，在抽屉面上刻一个字。刻完拿墨抹一遍，抹完用布擦，墨留在刀口里，笔画是黑的，木头是白的。
刻到第十九格，刀滑了一下。
滑出来的那一笔在“甘”字底下，多出一撇。
他看了那一撇，没有改。
午时，坊里的日头从屋檐上下来，落在柜台上，落成一条。条有一尺宽，慢慢往东挪，挪到午时三刻，挪到柜台边上，就不动了。
他把抽屉一个个拉开，又推回去。
推的时候听声音。满的抽屉声音闷，空的抽屉声音响。一列十二个，响的九个，闷的三个。
第十九格是响的。
他把它推回去，推到底。
对门开了一扇窗。
窗里一个女人探出头来，头发挽着，插一根木钗，脸上有一层白，是扑的粉，扑得不匀，颧骨那儿厚，眼角那儿薄。
“郎君。”
“嗯。”
“浆。”
“几文。”
“一文。”
他摸出一文，放在窗台上。她从窗里递出一只碗，碗是粗瓷，口上有一道裂，裂从口一直到底，没有裂透。
浆是温的，面上有一层皮。
他喝了。
“郎君贵姓。”
“李。”
“李郎君。”她说，“我姓窦，行十一。这坊里的人都叫我十一娘。”
“十一娘。”
“你这招牌，挂了半个月了。”
“还没有字。”
“没有字的招牌，也有人进来。”
“进来就好。”
“进来的都是不知道你卖什么的。”
“不知道的人多，好。”
她看他一眼，把碗收回去，收的时候在窗台上磕了一下。
“你这屋里，从前住过道士。”她说。
“知道。”
“你知道。”
“坊里的人都这么说。”
“坊里现在没有几个人。”她说，“说这话的，剩下三个。一个是我，一个是东头卖炭的，一个是坊门口看门的。看门的那个，耳朵背，听不见自己说话。”
她把窗关上一半，留一条缝。
“你从哪儿来。”
“扬州。”
“扬州。”她念了一遍，“扬州多远。”
“二千四百里。”
“走了几日。”
“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她说，“我男人走潼关，走了四十日，没有走到。”
她没有再说。窗缝里的那一线白，暗了一点。
他坐在柜台后头，把袖口卷起来，在衬布上写字。
写的是：乾元元年 八月十六。八分九厘三毫。药二两一钱六分。
写完，他把袖口放下来。
袖子放下来，遮住了字。
申时，坊西来了一个卖炭的，姓王，四十上下，脸黑，咳了三个月。他进来的时候先看柜台，再看药柜，最后看墙上。
墙上挂着一张纸。纸上是一张方子，十一行，第十一行空着。
“先生。”
“坐。”
卖炭的坐下，把手放在膝上。手是黑的，指甲缝里嵌着黑，黑的嵌在肉里，洗不掉。
“咳。”
“多久。”
“三个月。夜里重，白天轻。夜里躺下就咳，坐起来好一点。”
“痰。”
“白的，稀的，早上有一口稠的。”
他伸手，卖炭的把手腕搁在柜台上。手腕上有一层炭灰，灰上有一道白，是他方才自己按的。
他按了三处，按完把手指收回来。
“不是肺里的病。”他说，“是屋里的病。”
“屋里有病。”
“你睡在哪儿。”
“炭棚后头。棚是半截的，上头盖席，席上有洞。”
“离地多高。”
“床是砖垒的，一尺。”
“一尺不够。”他说，“地气上来，先到膝，再到胸。你夜里咳，是地气。”
“那怎么办。”
“床垒到二尺。席换一张整的。棚子北面砌一道墙，砌三尺高，不用高过三尺。”
“砌墙要钱。”
“三尺墙，两担土，一捆草。你自己会不会。”
“会。”
“那就不要钱。”
卖炭的低头算了一会儿。
“先生，药钱多少。”
“三文。”
“三文。”
“三文是纸钱。药是我自己采的，采药的日子不算钱。”
卖炭的从怀里摸出三文，摆成一列，摆在柜台上。摆完他站起来，又坐下。
“先生。”
“嗯。”
“我这一冬，还能卖炭么。”
“能。”
“能卖到什么时候。”
“卖到明年三月。”
“三月以后呢。”
“三月以后，炭就便宜了。”他说，“便宜了，你就不用卖了。”
卖炭的把三文往柜台里头推了推，站起来，走了。走到门口，他回头看墙上那张方子。
“先生，那上头怎么空着一行。”
“那一味我还没有。”
“没有也能开方子。”
“没有就空着。”他说，“空着，人才知道少的是什么。”
卖炭的走了。
日头落到坊墙后头。坊墙上头还有一线亮，是黄的，黄里带一点红。坊门那头，鼓响了。
鼓是闭门的鼓，八百声。一声一声，不快，也不慢。头一百声，街上还有人走；二百声，人开始快；五百声，只剩跑；七百声，跑的人也少了；八百声落，坊门关。
他站在门口听。
听到第三百声，巷子里还有两个孩子，一个追一个，追到巷底，又追回来。
听到第五百声，孩子被他娘叫回去了。
听到第六百声，巷子里只剩一个人，是个老头，走得很慢，走三步停一下。
老头走过他门口，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第七百声。
他转身要进去。
巷口进来一个人。
那个人走得不快。穿一件青灰的衫，衫子宽，肩上落了灰。头上戴一顶帷帽，帽檐压得低，遮住半张脸，只露一个下巴，下巴是尖的。
脚边一个包袱，蓝布，捆了两道绳。手里一只竹篮，篮上盖着一块布。
走到他门口，站住。
鼓还在响。
“我来了。”她说。
他看了她一会儿。
“门没有锁。”
“看见了。”
她进来。进门的时候，帷帽的檐碰到门框，碰了一下，她没有低头，帽檐自己让过去了。
她把竹篮放在柜台上。篮子里是藕，三节，用荷叶包着，荷叶是湿的，湿得发亮。
包袱放在篮边。
“路上几日。”他问。
“二十七日。”
“从扬州。”
“从扬州。”
“坐船。”
“坐船到楚州，楚州上岸，走汴水边上过来。汴水上头有兵，船停了四日。”
“四日。”
“四日。”她说，“四日里我在船上，没有下船。”
他看了一眼她的手。她的手放在篮子上，手指很长，指节上有一层薄茧，茧在食指与中指之间，是捏鼓槌捏出来的。
手是凉的。篮子上蒙着的布，在她手底下没有起雾。
“为什么来。”他问。
“有事。”
“什么事。”
“事办完了我就走。”
“住哪儿。”
“宣阳坊。西门进去第三家，院里有棵石榴。”
“石榴。”
“石榴。”
他低下头，看柜台上那三节藕。
“扬州二十四桥，桥底下那间屋。”他说，“门口也有一棵石榴。”
她没有接话。
“我去站了。”他说，“五月里。站到有人来关门。”
鼓停了。第八百声落下去，坊门那头传来木头碰木头的声音，一声，闷的。
“站了多久。”她问。
“站到有人来关门。”
“关门的人看见你了。”
“看见了。”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一间没有人住。”
她把手从篮子上收回来，收回来放在膝上。
“那间屋，我租到去年腊月。”她说，“腊月里退了。”
“退了。”
“退了。”她说，“租着，就要有人去。没有人去，屋子会坏。”
“我可以去。”
“你去了，屋子就不坏了。”她说，“可屋子不坏，人也不来。”
她没有再说下去。
她把包袱解开一道绳，从里头拿出一只小罐，放在柜台上。
“酱。”她说，“扬州的酱，比长安的咸。你吃淡。”
“你怎么知道我吃淡。”
“你脸黄。”她说，“脸黄的人，多半吃淡。”
他笑了一下。笑得很短。
她看见了，没有跟着笑。
她把包袱重新捆上。捆的时候绳绕了两圈，第二圈压在第一圈上，压得紧。
包袱底下渗出一圈水。
水是从荷叶里出来的，渗过蓝布，在柜台上摊开，摊成一个圆。
圆很圆。边上不齐，中间深，中间那一块已经渗到木头里去了。
“藕要今日吃。”她说，“放到明日，就老了。”
“你吃不吃。”
“我吃过了。”
她提起竹篮，把帷帽的檐往下压了压。
“我走了。”
“坊门关了。”
“关了，我从西门的小门出去。西门的小门，守门的是个老汉，姓刘，认得我。”
“他认得你。”
“他认得我的钱。”她说。
她走到门口，站住。
“你这招牌。”
“还没有字。”
“写‘半方’。”
“半方。”
“你那墙上挂的方子，少了半张。”她说，“少半张的方子，叫半方。”
她走了。
帷帽的檐在门口又碰了一下。
他站在柜台后头，听见她的脚步声出了巷口。脚步声很轻，落在土上，不急。
他把那只小罐拿起来看。罐是陶的，口上蒙一层纸，纸上没有字，只有一个指印，是按纸的时候按上去的。
他把罐放下，把三节藕拿进后屋。
后屋里有一张板床，一张小桌。桌上摊着一本簿。
簿上今日那一行已经写了。八分九厘三毫。药二两一钱六分。
他在那一行底下添了四个字。
添的是：她来了。
添完，他看了那四个字一会儿，把簿合上。
回到门面，柜台上那一圈水已经渗进去了，剩下一个印。印是湿的，比周围的木头深。
他伸手在那印上按了一下。
手指上是凉的。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遍。擦完了，印还在，指头按过的地方比别处浅一点。
水印是圆的，像一只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