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元年 十一月初十
巳时，老周来带他。
“今日问你的，不是县里的。”老周说。
“那是哪儿的。”
“他进门不通报。”老周说，“县里的人进门都要通报。通报是要在簿上写名字的。他不写。”
“不写名字，门房也让进。”
“门房不敢拦。”老周说，“他头一回来，门房拦了一下。拦完，第二日门房就换了人。”
“换成谁。”
“换成他带来的一个。”老周说，“现在门房是他的人。他进自己的门，不用通报。”
这一回没有去二堂。往西，过两道门，进了一间屋。
屋里有桌椅。桌上一只茶碗，碗上盖着一块木托。椅子上没有人。窗纸是新糊的，糊得很平，看不出接缝。
“坐。”
说话的人在窗底下站着。
三十上下，穿一件半新的绿袍，袍上没有绣，也没有带。腰间空着，空出来的地方有两道褶，是常年系带压出来的。他的靴子是黑的，底是白的。
他把手拢在身前，拢得很松。
“你就是李轩宇。”
“是。”
“坐。”
他坐下。
绿袍的人也坐下，坐在他对面。坐下以后，他把两只手放在膝上，身子往前倾了一点。
“我姓什么，你不必记。”他说，“我问几句，你答。答完了，我走。”
“问。”
“你屋里有一本册子。”
“有。”
“册子上记了谁。”
他没有答。
“我问的是，册子上记了谁。”绿袍的人说，“不是问你杀没杀人。杀人那件事，不归我问。”
“记的是病人。”
“病人。”绿袍的人说，“多少个。”
“三百一十一个。”
绿袍的人把手从膝上抬起来。
“三百一十一个。”
“到十月为止。”
“三百一十一个病人，你都记得。”
“记得。”
“名字也记得。”
“名字记在册子上。”他说，“我记得的是药。”
绿袍的人看了他一会儿，从袖里拿出一张纸。
纸是折着的，折成四折。他把纸打开，打开的时候纸发出很轻的一声，是折得久了，纸的骨已经软了。
“王炭。”
“卖炭的。四十上下，咳了三个月。”
“韩阿婆。”
“靖安坊西头的。腿肿，肿到膝盖，按下去一个坑，起得慢。”
“吴三郎。”
“卖胡饼的。手上有烫伤，烫在左手，三个指头。”
“吴十。”
他的手在膝上停了一下。
“吴十是个兵。”
“什么兵。”
“不晓得是哪一营的。他来过两回。第一回是九月，手上有一道箭擦的口子，擦破的皮长好了，里头留了铁屑。我让他割开，他不肯，说第二日要走。”
“走了没有。”
“走了。第二回是十月三十，我在县里，没有见着。”
“十月三十，他到你铺子去了。”
“铺子关着。”他说，“他站在门口，站了多久，我不晓得。”
绿袍的人把纸往上抬了抬。
“这二十七个人，二十七个都是你的病人。”
“是。”
“二十七个，有六个不认得字。”绿袍的人说，“三个是女人。一个是兵。一个是卖炭的。一个是胡饼铺的。剩下十六个，是坊里的住户。”
“是。”
“你一个开药铺的，认得这么多人。”
“开药铺的，认人比认药多。”
绿袍的人把纸放下。
“这几个人，你都认得。”
“认得。”
“他们是什么人。”
“病人。”
“什么病。”
“王炭是屋里的病。他睡在炭棚后头，床垒得一尺高，地气上来，夜里就咳。我让他把床垒到二尺，北面砌一道三尺的墙。他砌了，咳就好了。”
“韩阿婆呢。”
“她是肾里的病。冬天重，夏天轻。我给她茯苓、泽泻、白术。吃了两月，肿退到脚踝。十月里她儿子死了，她不吃了。”
“为什么不吃了。”
“她说，儿子死了，她还肿着做什么。”
绿袍的人没有说话。
“吴三郎呢。”
“他是烫伤。烫了以后用冷水浇，浇得对。可是他用了一块布包，布是脏的，伤口就烂了。我给他换了药，三日换一回，换了七回。”
“好了么。”
“好了。手上留了疤。”
“疤在哪儿。”
“左手，三个指头。第二个指头的疤最宽。”
绿袍的人把纸折起来。
折得很慢。折完了，他没有把纸收回袖里，放在桌上，压在茶碗的托子底下。
“这张纸上，二十七个名字。”他说，“二十七个，是我三日里找出来的。”
“我的册上有三百一十一个。”
“我知道。”绿袍的人说，“所以我来问你。”
屋里静了一会儿。
窗纸外头有人走过，影子在纸上过去，糊得平，影子也平。
“三百一十一个人，你记他们做什么。”绿袍的人说。
“记他们的药。”
“记药做什么。”
“记药有多重。”
“记重量做什么。”
他张开嘴。
张开了，没有出声。
“我问，记重量做什么。”
“药有轻重。”他说，“一样的分量，一样的火，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要记。”
“什么东西不一样。”
他把嘴闭上了。
绿袍的人看着他。
“你答不上来。”
“答得上。”
“那你答。”
“答了，你也不懂。”
“你试试。”
“火候是量的。”他说，“用秤。”
“秤我见过。”
“你见过的秤，最小的一格是一钱。”他说，“一钱十分，一分十厘。我用的秤，一格是一厘。”
“一厘是多少。”
“一厘是一粒米的三分之一。”
绿袍的人把手放在膝上，五个指头收了一下。
“一粒米的三分之一。”他说，“你量这个。”
“量了九年。”
“九年，量一粒米的三分之一。”绿袍的人说，“量出来做什么。”
“量出来，才知道那一样东西是重了还是轻了。”
“重了怎么样。”
“重了就慢。”
“轻了呢。”
“轻了就快。”
绿袍的人看了他一会儿。
“什么东西快了慢了。”
他把嘴闭上。
绿袍的人笑了一下。笑得很短，笑完，脸上的褶子没有回去。
“你不答，是因为你不懂，还是因为我不懂。”
“因为你不懂。”
“你怎么知道我不懂。”
“你的手。”他说。
绿袍的人把手抬起来，看了看。
手是白的，指头细，指甲修得圆。虎口上有一层薄茧，茧在虎口的边上，不在当中。
“你这只手，拿过笔，拿过印，没有拿过秤。”他说，“没有拿过秤的人，不知道一两和一钱差多少。不知道一两和一钱差多少的人，我跟你说话，要说三年。”
绿袍的人把手放下去。
“三年。”他说，“我没有三年。”
“我也没有。”
屋里又静了一会儿。
“册子上除了名字，还有什么。”绿袍的人说。
“日子。”
“什么日子。”
“看病的日子。”
“还有呢。”
“数。”
“什么数。”
“药的数。”
绿袍的人把手放在桌上。
“你说，你的册子上有三百一十一个名字，每个人一个数。”
“是。”
“三百一十一个人，三百一十一个数。”他说，“这样的册子，长安城里没有第二种。”
“哪一种。”
“分钱的账。”
“那不是账。”
“不是账，是什么。”
“是我的。”他说。
绿袍的人看着他。
“你的。”
“我的。”他说，“册子是我的，名字是我写的，数是我量的。册子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一手一手摸过脉的。你要拿它去做别的，它就不是我的了。”
“它本来就不是你的。”绿袍的人说，“你住在别人的屋里，用别人的井水，开一间没有籍的铺子。你册子上那些名字，是别人坊里的人。”
他没有接话。
“三百一十一个人，二十七个我已经找到了。”绿袍的人说，“剩下二百八十四个，我会一个一个找。找到了，我就问他们一句话。”
“问什么。”
“问他们认不认得你。”
“他们认得。”
“认得了，就好。”绿袍的人说，“一个没有籍的人，能让三百一十一个人认他。这件事，比杀人要紧。”
他把茶碗的托子挪开，把那张纸拿起来，收回袖里。
“册子在哪儿。”
“在我屋里。”
“屋里什么东西在，什么东西不在，你晓不晓得。”
“不晓得。”
“你晓得的。”绿袍的人说，“你走的那一日，你把册子留在桌上，你没有带走。你把册子留在桌上，是要人看见它。”
“是。”
“为什么。”
“因为册子放在桌上，人才会去翻它。”他说，“翻了，就知道那不是名册。”
“翻的人看不懂。”
“看得懂的人会来。”
绿袍的人站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他把椅子往后推了推，推得很轻，椅腿没有响。
“你等的那个人，来了没有。”
他没有答。
“来了。”绿袍的人说，“只是他来了，也看不懂。”
他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他回过头。
“你今年二十六。”
“是。”
“二十六岁，能想到把册子留在桌上。”他说，“可惜你想错了一件事。”
“哪一件。”
“看得懂的人来了，也保不住你。”绿袍的人说，“看得懂的人，自己也在册子上。”
门开了，又关上。
屋里只剩下他，一把椅子，一只茶碗。
茶是满的。
一口没有动。茶面上结了一层膜，膜上落了一点灰，灰是从窗纸上落下来的。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老周进来收碗。
“这位不喝外头的茶。”老周说。
“他是哪一家的。”
“东边。”老周说，“东边来的，不喝别人的茶，不坐别人的椅子，进门不通报。”
“他来做什么。”
“不晓得。他走的时候，跟段丞说了两句话。”
“什么话。”
“我站在廊下，听不见。”老周说，“我只看见段丞听完，把手里的笔搁下了。搁下以后，他把手在袍子上擦了两下。”
“擦什么。”
“笔上又没有墨。”老周说，“他擦的是手。”
老周把碗端起来。
他把茶端起来，走到窗底下，往地上一泼。
茶泼在砖上，摊开，摊成一片。砖是青的，泼了茶就变深，深的那一片边上不齐，中间厚。
老周把空碗放回桌上，走了。
他坐着，看那一片。
过了两刻，那一片的边上先干，中间还是深的。
到晌午，中间也干了，剩下一个印，颜色比别处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