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二年 十一月廿四
夜里没有雪。霜落在砖上，砖是白的。
火在院子当中，一堆，不大。柴是拆下来的门框，门框上还有一块红漆，烧到红漆，火苗绿了一下。
她坐在火边的一块砖上，膝上搁一只靴。
靴是左脚的。底磨穿了一个洞，洞有铜钱大，洞边上翻起一圈毛。
她拿一块皮子比了比，剪成一块椭圆的，比洞大出半寸。
锥子在皮上扎眼。扎一个，穿一针，线拉过去，拉得紧。
线是麻线，上过蜡，蜡是黄的。线拉过去的时候，在皮上留下一道白。
“李先生。”
“在。”
“坐。”
他在火对面坐下。土是凉的，凉从裤子里透上来。
“皮子哪儿来的。”
“肚子上。”她说，“肚子上的皮，补鞋底。补一年就磨穿。”
“为什么不补一块硬皮。”
“硬皮要泡三天。”她说，“泡软了，才扎得进锥子。三天，我等不了。”
她把针从皮里拔出来，拔得慢，拔出来的时候线跟着走了一寸。
“你知道苏家军是从哪儿来的。”
“河西。”
“河西哪儿。”
“不知道。”
“凉州。”她说，“城西三十里，一条河。河边上全是营，营与营之间隔一道土墙。墙不高，马能跳过去。”
“多少人。”
“二千四百。”
“马呢。”
“六百匹。”
她把靴翻过来，看了看洞，又翻回去。
“三年多前，令来了。”她说，“令上四个字：就地待命。没有说待几日，没有说待完了做什么。”
“从凉州到哪儿。”
“淮南。颍州。”
“多远。”
“二千一百里。”她说，“走了五十六日。二千四百人，六百匹马，一日走四十五里。走到第三十日，下雪，一日走三十里。走到第五十六日，到了。”
“到了以后呢。”
“待命。”
火里有一块门框塌下去，塌的时候火星往上蹿了一下，蹿到人头那么高，散了。
刘十九从灶房那边过来，抱着一抱柴，蹲下，往火里添。添完了，他坐着没有走。
“去睡。”她说。
“睡不着。”
“躺着也是歇。”
他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来，把最后一根柴架在火上，架成一个斜的。
他走了。
“粮呢。”他问。
“到颍州，剩六百六十石。”她说，“一人一斗五升，车上三百石。”
“二千四百人一日吃多少。”
“四十八石。”
“六百六十石，够几日。”
“十三日。”
“十三日以后。”
“买。”她说，“用布买。军里有布四千五百匹，是发冬衣的。冬衣没有发，布买了粮。”
“四千五百匹布，买多少粮。”
“一匹换一石。”她说，“四千五百石。吃九十三日。”
“九十三日，到二月初。”
“到二月初。”她说，“二月初，布没有了。”
“再买。”
“拿什么买。”
他没有答。
“马。”她说，“六百匹马，杀到二百匹。杀了四百匹。”
“马肉。”
“一匹瘦马，出肉一百八十斤。”她说，“四百匹，七万二千斤。一人一日半斤，二千四百人一日一千二百斤。吃六十日。”
“六十日，从什么时候起。”
“从正月起。”她说，“粮里掺肉，肉里掺糠。”
“马骨头呢。”
“熬汤。”她说，“骨头熬三回，第三回的汤是清的，清了还熬。熬到骨头一捏就碎，碎了的骨渣拌在粟里。”
“马皮。”
“煮。”她说，“煮三日，煮到毛掉。掉了毛的皮，切成条，一人一条。嚼半个时辰，嚼不烂，咽下去。”
六斤在墙根那边翻了一个身。翻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说得含糊，听不清。说完他把手垫在脸底下，又睡了。
她停了停，等那边没有声音了，才接着说。
“十月末，第一封信发出去。”她说，“信上写：军粮尽，请拨。发信的人是我。”
“信到京里，几日。”
“九日。”
“回信呢。”
“没有回信。”
“一封也没有。”
“七封。”她说，“七封信，七个九日。第七封是三月初十发的，三月十九到京。京在凤翔。”
锥子停了一下。她把锥子换到左手，右手去摸线。
“三月初，最后一匹马杀了。”她说，“那匹马是黑的，左肩上有印。杀了以后，肉分到队里，一队分十二斤。有人不吃。”
“为什么不吃。”
“那匹马他骑过。”她说，“骑过三年。马认得他的脚步，走到营门口，马就叫。”
“后来呢。”
“后来他吃了。”她说，“吃完了，他把马尾巴剪下来，缠在腰上。缠了两个月，尾巴上的毛掉光了，剩一根绳。”
火矮下去了。他伸手，把刘十九架的那根柴往里推了推。
“三月十九。”她说。
她把靴放下，两只手在膝上擦了擦。
“信是三月十九到京的。令上写三月廿一。令是三月十九那天发到军里的。”
她说完这一句，拿起靴，又扎了一针。
锥子扎进去，出来，线跟着走。她把线拉紧，拉的时候手腕转了一下。
“令上几个字。”
“四个。”她说，“就地自解。”
“自解是什么。”
“自己散。”她说，“散了的，不算逃。散了以后，各人回各人的家。路上被抓住，不认军法，认盗贼。”
“散了多少。”
“一夜，一千三百四十。”她说，“三月十九那日点名，二千一百四十人。第二天早上，八百人。”
“八百。”她说，“八百人往西走。走的时候，营里的锅砸了，砸了七只。盐分了，一人一撮。分盐的时候没有人说话。”
“为什么砸锅。”
“锅带不走。”她说，“八百人，二十四只锅，一匹马拉两只，走不快。砸了，谁也别想回头煮饭。”
他把手伸到火边烤。手背上有一道印，是绳勒的，已经变黄了。
“八百，到今年三百零三。”
“四百九十七。”她说，“从颍州到这儿，一千四百里，走了二年八个月。”
“怎么死的。”
“病死的二百一十。饿死的二百六十四。剩下二十三个，是打死的。”
“路上有卡。”她说，“一道卡，一道卡地过。过卡要验牌，验不过的，打。打完了扔在路边。”
“验不过，为什么。”
“牌上刻着号。”她说，“号在册上。册在京里。卡上的人手里没有册，只有一张纸，纸上写着散了的名。名在纸上的，就是逃。”
“你的名在纸上。”
“我的名在纸上。”她说，“我把牌烧了。烧的时候，我用刀把牌上的字刮了三遍，刮到看不见。”
“刮了以后呢。”
“以后我走路。”她说，“走路的人不查牌。走路的人，查鞋。”
她把靴抬起来，让他看那个洞。
“这双靴，走过一千四百里。”她说，“洞是走出来的，不是磨出来的。磨出来的洞在脚掌外头，走出来的洞在脚跟前头。”
“为什么。”
“走路的人，脚后跟先落地。”她说，“落地落得重，落一回磨一层。”
“路上吃什么。”
“树皮。”她说，“榆树的皮，剥里头那层白的。白的晒干，磨成粉，拌水，捏成团。一团二两，吃一团走十里。”
“一天吃几团。”
“三团。”她说，“三团走三十里。走三十里，人就倒了。倒了以后，抬。抬两日，抬的人也不走了。”
“那怎么办。”
“不抬。”她说，“倒下的，给他留一团，一根火。他自己起来，就跟着走。起不来，就在那儿。”
“你杀过二十七个。”他说。
“二十七个。”她说。
“二十七个里，有几个是这一路上的。”
她把针从皮里拔出来。
“三个。”她说，“一个在颍州，两个在路上。”
“路上那两个，为什么杀。”
“一个是抢。”她说，“抢一个村子，抢了半袋粟，杀了那家的男人。杀完了，他把粟背回来，背到我跟前，说：校尉，粮。”
“你怎么杀他。”
“绳。”她说，“那一天下雪。雪把绳子弄湿了，湿绳滑，我收了五十多下。”
“第二个。”
“第二个是夜里走的。”她说，“走了两日，自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脚上没有鞋，脚底板磨掉了一层。”
“他为什么回来。”
“他说外头没有吃的。”她说，“他说他走了两日，见的都是死人，没有见着一个活的村子。”
“你杀了他。”
“杀了。”她说，“杀他的时候，他已经站不住了。我让他坐着。”
“三百零三人。”他说。
“三百零三。”
“八百人里，剩下的都到这儿了。”
“没有都到。”她说，“到这儿的是三百零三。没到的，路上就没有了。”
“他们知道吗。”
“知道什么。”
“知道令上的日子。”
她扎了一针。这一针扎偏了，扎在皮子外头，扎进自己的指头。
她把指头拿起来看。指头上出来一点血，血在指肚上鼓成一个小圆。
她在裤子上擦了一下。擦完了，把锥子重新对准，扎进去。
“他们不知道。”她说，“他们只知道令来了，令上四个字。四个字以后，各人走各人的。”
“你没有说。”
“我说了。”她说，“我说了，没有人信。他们信令。令上有印，印是真的。真印假日子，他们分不出来。”
“你分出来了。”
“令上写哪一日。”
“三月廿一。”她说。
“令是那一日发的。”
“令是三月十九发的。”她说，“发到军里，也是三月十九。军里接到令的那一日，京里才接到我的信。”
“一封写在廿一的令，十九就到了。”
“到了。”她说。
“我分出来，是因为我在数日子。”她说，“七封信，七个九日，我一日一日数。数到三月十九，我知道信到了。令也在那一日到了。令到了，但令上的日子比信晚两天。”
他张了张嘴。
没有问。
她也没有往下说。
火只剩下底下一层红的。红上头有一层白灰，风一过，灰就动一下。
她把最后一针扎完，把线在手指头上绕了两圈，绕紧。
线绷直了。皮子贴在靴底上，边上的毛压平了。
“李先生。”
“在。”
“你那本小册，带了没有。”
“带了。”
“拿出来。”
他从怀里把册拿出来。册是麻纸的，比军里的册小。
“你今日按了没有。”
“按了。”
“多少。”
“八分九厘六毫。”
她把靴举起来，对着火看那个补丁。补丁是椭圆的，边上一圈针脚，针脚不匀。
“记上。”她说，“十一月廿四，八分九厘六毫。”
他写。写完把册合上，塞回怀里。
“还有一句。”
“什么。”
“写：南边，二千一百里。”
他重新把册拿出来，写上这一句。
“为什么写这一句。”他问。
“因为这一句，将来要有人查。”她说。
“查什么。”
“查一道令，从哪儿发，几日到。”她说，“从这一句起，我看令，先看日子。日子在前，印在后。印是真的，日子是假的，那这道令就是假的。”
“那时候你已经在南边了。”
“那时候我在南边。”她说，“我看出来得晚。看出来的时候，八百人已经在路上了。”
她把靴放在膝上，补丁朝上。
“那一只呢。”
“那一只没有洞。”她说，“一只有洞，一只没有。走路的时候，有洞的那一只先烂。烂了，就换脚。”
“怎么换。”
“把没有洞的那一只穿在烂的那一只脚上。”她说，“靴不分左右。分左右的，是官靴。”
火灭了。
她低下头，把靴上的线咬断了，没有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