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泰元年　八月初八（765.8）

五市在城北三里，临江。市门两道，北门进唐人，南门出蛮货。中间一条街，三十六摊，摊与摊之间留一条能过骡子的道。

市门的左边有一张桌。桌后坐一个老吏，姓钟，五十九岁，穿一件青衫，衫的领子磨破了，翻过来缝过。桌上放一只木匣、一块木牌、一支笔、一方砚。砚里的墨是干的。

“入市税。”钟老吏说，“一驮二十文。”

“这叫五市。”

“五市是俗名。”钟老吏说，“官文书上写互市。互市是两头的话：唐的货出去，蛮的货进来，两边在市上换。换了不上税，出市才上税。”

“蛮的那边也上税。”

“也上。”钟老吏说，“他们那头叫‘过山礼’，不叫税。收的人不穿甲，穿布。收了不写册，只在竹上刻一道。”

交钱的人排队。钱丢进木匣，钟老吏不看，用刀在木牌上划一道。

木牌上有横道，一道压一道，划满了翻过来划背面。背面也满了，就换一块新牌。旧牌堆在桌脚，堆了半尺高。

“不记帐。”

“记。”钟老吏说，“记在牌上。”

“牌上是道，不是数。”

“道就是数。”钟老吏说，“一刀一驮。晚上数刀，数出多少是多少。”

“数错了呢。”

钟老吏抬头看他。眼睛上有翳，翳是白的，遮了半边。

“数错了就错了。”他说，“牌上的刀不会自己长出来。数多了是我手重，数少了是我眼花。多了要退，少了要赔。赔的钱从我俸里扣。”

“你俸多少。”

“一个月一石二斗。”钟老吏说，“折钱三百六十文。”

“一年四贯三百二十文。”

“四贯三百二十。”钟老吏说，“我在这里坐了二十七年。二十七年，我用过的木牌，能堆满这张桌。”

“帐呢。”

“什么帐。”

“税的帐。收了多少钱，解到哪儿，剩多少。”

钟老吏把笔拿起来，看了看笔尖，又放下。

“帐在库里。”

“库在哪儿。”

“府后头，三间屋，两间空着，一间锁着。”钟老吏说，“锁的钥匙在前任手里。”

“前任在哪儿。”

“广州。”钟老吏说，“三年前调的。调的时候钥匙忘了交。”

“三年没有开库。”

“开了两回。”钟老吏说，“头一回是砸的。砸开一看，里头是旧册，从开元年间到天宝末年。潮气进去了，册粘在一处，一揭就碎。第二回没有砸，都督说等钥匙。等到现在。”

“那这三年的税，记在哪儿。”

“记在我这里。”钟老吏指了指自己的头。

“头会忘。”

“会忘。”钟老吏说，“所以每年年底，我报一个数。”

“报多少。”

“一千二百贯。”

“每年都是这个数。”

“一千二百贯。”钟老吏说，“这是定额。定额一千二百贯，我报一千二百贯，府里就收一千二百贯，帐就平了。”

“定额怎么来的。”

“开元年间定的。”钟老吏说，“那时候市上有七十二摊，一年收一千二百贯。定的时候是照实收的数定的，不是照市估的。”

“后来摊少了。”

“摊少了，数没有减。”钟老吏说，“数不能减。减了要报，报了要问为什么减。问起来，就要说摊少了。摊少了，府里要查是不是税重。税重，就要减税。减税，府里少收。府里少收，都护府不答应。”

“所以数一直是一千二百贯。”

“一直是一千二百贯。”钟老吏说，“三十六年，一年不差。”

“收不上来呢。”

“收不上来，我垫。”钟老吏说，“垫了三十六年，垫了多少我不说。”

“收的比一千二百贯多呢。”

钟老吏不答。他把木牌翻过来，看背面。

“多的时候，”他说，“多的时候我把多的那一部分，换成米，存在市后的仓里。仓是市的仓，不上府的册。荒年放米，一斗米折十二文，比市价低三文。放出去，秋天收回来，收一斗还一斗一升。”

“这也是帐。”

“这也是帐。”钟老吏说，“这本帐在我心里。我心里有一本，府里有一本。两本不一样，一样了要出事。”

“哪一本是真的。”

“府里那本是真的。”钟老吏说，“府里那本，是给上头看的。我这本，是给这条街看的。”

市街上有三十六摊。他跟着钟老吏走了一圈。

第十一摊卖马。马十一匹，拴在一根长绳上，绳拴在木桩上。马矮，鬃剪短，耳朵上有剪口。

“一道是官马，两道是寺里的，三道是给人骑的。”

“这十一匹几道。”

“三道。”钟老吏说，“三道的是下马。下马一匹二十四贯。”

“上马呢。”

“上马不进五市。”钟老吏说，“上马一进市，就有人来挑。挑了卖给谁，我不知道。我只管收税。”

“上马从哪儿来。”

“钦州。”钟老吏说，“钦州那边有马场。马场的人把马赶到邕州，邕州的人挑一遍，好的往北送，差的往东送。送到桂州，就是三道的。”

“盐换马，怎么换。”

“一匹下马，换盐四引。”钟老吏说，“四引是四石。四石盐在关里值九贯二百文。马值二十四贯。差的十四贯八百，是路。马自己走过来的路，盐要人背过去的路。”

“那谁做这个买卖。”

“做的人不少。”钟老吏说，“做一趟，赚三贯。三贯要两个月。两个月里马死一匹，就白做。”

“死得多不多。”

“十匹里死一匹。”钟老吏说，“赶马的人说死一匹，账上死两匹。死的那一匹，他在半路上就卖了，卖的是肉。马肉一斤三文，一匹马出肉二百斤。”

第二十三摊卖铜器。摊主是个年轻人，摊上摆着铜镜、铜盆、铜匙。铜镜的背面有花纹，花纹里有土。

“这镜是坟里的。”

“坟里的。”年轻人说，“桂州城外，一座一座山都是坟。挖出来的东西，比打出来的便宜。”

“坟里的人知道吗。”

年轻人笑了一下。“坟里的人不知道。知道的是他家里人。家里人卖的时候不讲价，给多少拿多少。”

第三十摊是卖纸的。纸是麻纸，粗糙，一面光一面毛。摊主是个妇人，怀里抱着孩子。

“纸怎么卖。”

“一刀四十文。”

“一刀几张。”

“二十张。”妇人说，“这是本地的纸。邵州的纸细，一刀六十文，我这儿没有。要买细纸，去府前街，那儿有个姓沈的。”

“本地的纸写字洇。”

“洇。”妇人说，“写字的人不用这个。这个是包东西的。包药，包盐，包糖。糖化了粘纸，纸上的字就看不见了。”

他买了两刀。付了八十文。妇人把钱塞进孩子的衣襟里，塞的时候拍了拍。

从市门出来，钟老吏叫住他。

“你会写字。”

“会。”

“会算。”

“会。”

“你帮我算一笔。”钟老吏从袖里摸出一张纸，“这是七月的数。入市的驮，我记在牌上。牌上有三百二十七道。一道二十文。你算算是多少。”

他算了。

“六贯五百四十文。”

“我算的是六贯五百二十。”

“三百二十七道，一道二十文。”他说，“三百道是六贯。二十七道是五百四十文。六贯五百四十文。”

钟老吏把纸拿回去，看了很久。

“我少了二十文。”他说，“二十年，我每年少二十文。”

“二十年是四百文。”

“四百文。”钟老吏说，“四百文是我一个多月的俸。”

他把纸折起来，折得很小，塞进袖子里。

“你来替我算。”他说，“一个月给你二百文。”

“我不做。”

“为什么不做。”

“做了就是府里的人。”他说，“府里的人有名。有名，就要报。报了，我走到哪儿都有人知道。”

“没有名也能做。”钟老吏说，“不算吏，算雇。雇的人不入册，只入簿。簿在府里，一年一换。”

“簿上写什么。”

“写‘雇书手一人，月二百文’。”钟老吏说，“不写名。”

“不写名，别人怎么知道是我。”

“别人不知道。”钟老吏说，“我知道。年底报帐的时候，我写一笔二百文，府里问，我说雇人。府里不问是谁。”

他想了一会。

“我不做。”

“二百文不多。”

“不是钱的事。”他说，“我在成都替人记过帐。记了三年，最后一本簿子被人拿去，成了别人升官的本钱。簿子上有我的字。”

钟老吏看着他。

“你怕字。”

“我怕我的字。”他说，“字一出去，就不是我的了。”

钟老吏没有再劝。他把木牌抱起来，抱在怀里，往市门里走。走了几步，回过头。

“你不做，我也不勉强。”他说，“但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羁縻州十八个，每年纳贡。贡单上今年只有十一个押。”

“七个没有押。”

“七个没有。”钟老吏说，“没有押的，不是不纳，是纳给了别人。纳给谁，府里不问。不问，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将来出事，府里就没有责任。”

“纳给谁。”

“南诏那边有人收。”钟老吏说，“收的人不穿甲，穿布。收了不打条，只在竹上刻一道，剖两半。一半带走，一半留给洞主。”

“刻符。”

钟老吏看了他一眼。

“你见过。”

“见过。”

“见过就好说了。”钟老吏说，“符合得上，贡就算纳了。合不上，明年再纳一遍。纳两遍的洞主，第三年就不纳了。不纳，府里就派兵。派兵要粮，粮从五市出。五市出粮，税就加。税加一加，这条街上的人就少一半。”

他站在市门口，看那条街。

街上有三十六摊。第三十摊的妇人还在，孩子在怀里睡着了，头歪在她肩上。

“府里的人知道吗。”

“知道。”

“知道不管。”

“管不了。”钟老吏说，“管要人。人要粮。粮要税。税从这条街上出。这条街只剩一半的人，收不上来。”

“一半的人。”

“一半。”钟老吏说，“开元年间，这条街上有七十二摊。今年三十六。少的那三十六摊，不是走了，是并了。两家并一家，一个摊上写两个姓。”

“并了以后谁收税。”

“并了以后照一摊收。”钟老吏说，“两家并一家，税不减。不减，两家就吵。吵到后来，一家把另一家挤走。挤走了，摊还是那个摊，人少了一个。”

“府里知道。”

“府里知道摊数。”钟老吏说，“府里不知道人。”

他把木牌抱回桌上，从头数。

数到一半，风把牌吹翻了。牌落在地上，刀痕朝下。

他弯腰去捡。捡起来，用袖子擦了擦，从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