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泰元年　九月初三（765.9）

那天夜里她说了那一年的事。

火在灶里，柴是干的，火烧得稳。她坐在火边，膝上放着刀，手放在刀上。

“乾元二年。”她说，“三月里我们到了马援故道。”

“故道在哪儿。”

“从桂州往南，走十二天，到一条岭。岭上有一条道，石头铺的，一尺一寸宽一块，铺了三里。”她说，“那是汉朝的人铺的。铺道的人姓马，所以叫道。”

“道上有兵。”

“道上有一个口子。”她说，“口子两边是崖，中间二十步宽。守住了，南边的人过不来。”

“你们守那个口子。”

“三十七个人守。”她说，“苏家的队，三十七个人。加上队正的家人，一共四十三。”

“家人也去。”

“家人不去，兵不守。”她说，“兵守边，家在哪儿？家在南边，兵就想南边。家跟着，兵才守得住。”

“你在里头。”

“我在里头。”她说，“我那时候二十一，带着孩子。孩子三岁。”

“三岁。”

“三岁。”她说，“路上他坐在骡子上，骡子走一步，他颠一下，颠得笑。”

火里有一根柴倒了。她用刀把柴推回去。

“三月到八月，守了五个月。五个月里打了四回。四回都守住了。第四回死的人最多，死了九个。”

“九月里来了第一道令。”

“令怎么来的。”

“驿马送来的。”她说，“驿马跑到口子底下，马上的人不下来，把令交给守口子的兵，掉头就走。马身上全是汗，汗是白的。”

“令上写什么。”

“一张纸，纸上有印。”她说，“印是朱红的，红得很正。纸上写：就地待命，不许后退，不许散。”

“念完呢。”

“念完大家站着。”她说，“队正把纸举起来，让所有人都看见。他说，这是令。他说，令到了，就照着做。”

“你们的粮还有多少。”

“二十天。”她说，“四十三个人的粮，二十天。”

“没有要粮。”

“要了。”她说，“要了三回。头一回是队正写的，写的是一张纸，纸上写人数、写日子、写还差多少。第二回是口子上一个会写字的兵写的。第三回没有人写了，队正让我按了一个手印。”

“有人送粮没有。”

“没有。”

“为什么。”

“不知道。”她说，“后来我想，粮是有的。粮在桂州，桂州的仓里有米。粮从桂州到口子，走十二天，走在路上要人背，背粮的人要吃粮。一石米背到口子，路上吃掉六斗。”

“那也剩四斗。”

“剩四斗。”她说，“四斗米，四十三个人的一天半。送一回，只够一天半。送十回，才够十五天。十回要一百个人走二十四天。”

“所以他们不送。”

“他们算得清。”她说，“算清了，就不送。”

“你们呢。”

“我们不算。”她说，“队正说，令上写着待命，就待命。他说，令是朝廷的令，朝廷知道我们在这儿。”

等了四十天。

前二十天吃粮。粮吃完了吃马。马杀了五匹，一匹吃三天。马吃完了吃皮带，皮带煮三个时辰，煮出来是软的，嚼不烂，吞下去。

“皮带吃完呢。”

“皮带吃完，吃草。”她说，“草里有一种，根是甜的。挖出来洗，洗完了嚼。嚼完肚子胀，胀得疼。疼三天，第三天就不疼了。”

“为什么不走。”

“令上写着不许退。”

“四十天以后呢。”

第四十一天，来了第二道令。

送令的是个骑兵。十六七岁，脸上有麻子，甲不合身，袖口长了一截。

“他不下马。”她说，“他骑马到口子底下，把令举起来。队正走过去接，他不给。他说，令要念。念的时候所有人都在。”

“念了。”

“念了。”她说，“他念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

“念完他把令交给队正。队正问他，口子上的人怎么办。他说不知道。他说他是驿上的，只管送，送完要回去，回去晚了要挨打。”

“他走了。”

“走了。”她说，“走的时候马在坡上滑了一下。他勒住马，回头看了一眼。他的马鞍后头挂着一个袋子，袋子里是干粮，够他吃三天。”

她的手指在刀鞘上敲了一下。

“令上写：粮尽自解。”

“自解。”

“自解。”她说，“三个字。念令的兵念到这三个字，念了两遍。念完他把纸交给队正，队正看了很久，把纸折起来，收进怀里。”

“令上有印。”

“有印。”她说，“印在纸的下头，朱红的。队正把印对着日头看过。他说，这个印是桂州都督府的印。”

“都督府的印，就是朝廷的印。”

“队正是这么说的。”她说，“他说，都督府管十二个州，十二个州的兵都归他调。他调的兵，就是他发的令。他发的令，就是他盖的印。”

“印上几个字。”

“九个。”她说，“队正数过。他说，九个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哪九个。”

“我不认得。”她说，“我只认得头一个字是桂。后头八个，我一个也不认得。后来我到了桂州，在府前的墙上看见一张榜，榜上有一个印。那个印跟令上的一样。”

“一样。”

“一样。”她说，“我站在榜下看了半天，看那个印。看着看着，我伸手去摸。摸到的是墙。”

“墙上没有印。”

“墙上有字。”她说，“字是墨写的。印是后来盖的。盖印的人不写字，写字的人不盖印。”

“自解是什么意思。”

“我当时不知道。”她说，“我问队正。队正说，自解就是散了。散了不算逃。他说，不算逃，就不杀头。”

“散了以后呢。”

“散了以后各人走各人的。”她说，“走回去，走到有人的地方，就说自己是流民。流民不查。查了报不上。”

“那死的人呢。”

队正没有说。她也没有问。第二年她才知道。

“不算阵亡。”她说，“自解的人，册上没有。册上没有，死的不算阵亡。不算阵亡，就没有抚恤。”

“四十三个人的抚恤。”

“四十三个，八百六十贯。”她说，“我算过。加上后来的，一百四十二个，二千八百四十贯。”

火小了。她往灶里添了一根柴。

“那天夜里队正把人叫到一处。”她说，“他站在口子当中，背后是崖。他说，令到了，粮尽了，从明天起，都走。”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说话。”她说，“有一个人问，往哪儿走。队正说，往北。往北有寨子，有寨子就有粮。”

“走了多少。”

“走了三十二个。”她说，“留下来十一个。”

“三十二个走的时候。”

“夜里走的。”她说，“队正说，明天起，都走。说完他就坐到口子上去。三十二个人回各自的窝棚收拾东西。收拾了一夜。”

“有人哭。”

“有。”她说，“哭的是女眷。男人不哭，男人把东西分。分东西的时候没有人吵。分到后来的东西，比先分的少，也没有人吵。”

“分了什么。”

“米。剩下的米有九斗。九斗分三十二份，一份二升八合。”她说，“有人在分的时候把自己那一份又倒回去一半。倒回去的时候说，路上走得快的先吃，走得慢的后吃。”

“有留下的东西没有。”

“有。”她说，“第二天早上，口子底下堆了一堆东西。三把刀，一口锅，半袋盐，一双鞋。刀是好的。他们把刀留下，是因为刀带不走。带走一把刀，路上遇到人，人家当你是有兵的。”

“队正怎么办。”

“队正一件一件收。”她说，“收到那双鞋的时候，他把鞋翻过来看。鞋底是新的，钉了十八个钉。他说这双鞋好，穿上能走三百里。说完他把鞋放回堆上。”

“谁穿了。”

“没有人穿。”她说，“那双鞋后来跟着我们往北走，走了十一天。走到有水的地方，队正死了。我把鞋给他穿上了。”

“你留下。”

“我留下。”她说，“我儿子三岁，走不动。走十二天，走不动的人要人背。背的人自己都走不动。”

“留下的十一个。”

“十一个都是走不动的。”她说，“三个伤，两个病，四个是家眷，还有一个是队正。”

“队正为什么留。”

“他说他是队正。”她说，“他说，令是给他的。人走了，令还在他怀里。他要是也走了，这道令就没人认了。”

“认了有什么用。”

“认了，将来有人问，他能拿出来。”她说，“他说，纸在，就有人知道我们守过。”

那十一个人在口子上又守了九天。

第九天，南边来的人上了岭。来了三十几个，穿甲的只有七个。

“打了没有。”

“没有打。”她说，“队正把刀放在石头上，走过去，把令拿出来，给那七个人看。那七个人里有一个识字的。他看了，把令还回来，说了一句胡话。”

“什么话。”

“我不知道。”她说，“后来我学会了三句胡话，都不是那一句。”

南边的人没有杀他们。

“他们让我们走。”她说，“走的时候把我们身上的东西都拿走了。刀、锅、盐、绳。队正的甲也拿了。拿甲的时候队正站着不动，让他们解带子。”

“他们没有拿令。”

“没有。”她说，“令是一张纸。纸他们不要。”

“后来呢。”

“后来我们往北走。”她说，“走了十一天。走到一个有水的地方，队正坐下，没有再起来。”

“他就是第一排第一个。”

“第一个。”她说，“我埋他的时候，他身上还有那张纸。纸在他怀里，被汗浸透了，字迹漫了，印还在。”

“纸呢。”

“埋在土里。”她说，“跟他一起。”

火灭了。灶里只剩下红。

“六年前我把令埋了。”她说，“今年我想把它挖出来。”

“挖出来做什么。”

“看看印还在不在。”

“在也不管用。”

“不管用。”她说，“我看的是那个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