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泰元年　九月初四（765.9）

第二天她带他下坡，走到半坡的一块石头边。

“这块石头。”

“石头怎么了。”

“六年前我在这块石头上坐了一夜。”她说，“队正埋了，令埋了。剩下的人各走各的。我坐在这儿，不知道往哪儿走。”

“后来往哪儿走了。”

“往北。”她说，“走了四天，到一个寨子。寨子里的人给我一碗粥。喝完粥，我说我要去桂州。”

“去桂州做什么。”

“报案。”她说，“队正说，纸在，就有人知道我们守过。纸埋在土里，我报的是口子上的事。我说三十七个人守了五个月，死了九个，走的三十二个，回来的十一个，后来死到剩我一个。”

“府里怎么说。”

“府里说，册上无名。”

“你没问到人。”

“问到了。”她说，“我在府前的廊下站了三天。廊下有十一个人站着，都是来递状的。有一个人站了七天，站到腿肿。他的状是告一个寨子占他的田。他说他带了契，契上有印。廊下的门房说，契上的印是前朝的，前朝的不算。”

“你带契没有。”

“我没有契。”她说，“我有令。令埋在土里，我挖不出来。挖出来也没有用，令上写的是不许退，不是不许散。”

“第三天呢。”

“第三天有一个书手出来。”她说，“姓甘，五十上下，抱着一叠纸。他从门里出来，我拦他。他绕开我。我又拦，他就站住了。”

“他怎么说。”

“他说，你拦我没有用，我不办这个。”她说，“我说我不求他办，我只求他念一遍。他看了看我，把纸挪到一只手上，另一只手把册翻开。”

“念了。”

“念了。”她说，“念到那一年，他停了一下。他说，这一年苏家的队，桂州有三个。一个在钦州，一个在邕州，一个在马援故道。他问我是哪一个。我说是故道那个。他就往下念。”

“念到‘逃散’。”

“念到‘逃散’。”她说，“我问他，这两个字是谁写的。他说是上头定的。我问上头是谁。他说上头就是上头，写册的人照抄。抄的时候不添字，不减字。”

“抄的人见过你们没有。”

“没有。”她说，“他说，抄的人一辈子没有出过桂州城。城里的人抄城外的事，抄的是别人的本子。别人的本子是从别人的本子上抄的。抄到第几本，就说不清了。”

“那第一本呢。”

“第一本在府库里。”她说，“库锁着，钥匙在广州。”

“那个书手。”

“他姓甘。”她说，“他念完把册合上，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你要是想让这两个字改，只有一个办法。”她说，“他说，要有一个在册上的人替你报。在册上的人报，报的话进册。不在册上的人报，报的话进架子。”

“在册上的人。”

“在册上的人，是官。”她说，“官报官，才进册。我不是官。我这辈子不会是官。”

那块石头是青的，面上有一层苔。她坐下来，把刀横放在膝上。

“什么叫册上无名。”

“府里有一本册。”她说，“册上写着哪一年哪一月哪一队在哪里。我在府前的廊下站了三天，第三天有个书手出来，拿了一本册的抄本给我看。”

“你看得懂。”

“看不懂。”她说，“我认得几个字。书手念给我听。他念到那一年，念到那个口子，念的是‘乾元二年三月，苏氏队三十七人，赴马援故道守口。八月，粮尽，逃散’。”

“逃散。”

“逃散。”她说，“两个字。三十七个人，两个字。”

“你跟他说了。”

“我说了。”她说，“我说我们没有逃。我说令上写的是就地待命，第二道令写的是粮尽自解。他说，自解就是逃散。他说，册上的字是上头定的，他改不了。”

“改不了。”

“改不了。”她说，“他说，要改，要有人报。报了，要有人查。查了，要有人批。批了，才能改。他说，这三样一样也少不了。”

“你报了。”

“报了。”她说，“报一张状，要写名、写地方、写事。名我不会写，地方我写不出，事我写了一页，写的是那一年的日子。写完递上去。”

“递上去了。”

“递上去了。”她说，“递上去第七天，我去问。书手说，状在三号架。第二十天去问，书手说，状在二号架。第四十天去问，书手说，状没有编号，找不着。”

“找不着。”

“找不着。”她说，“他说，没有编号的状，一年有三百多张。三百多张堆在一处，靠墙。墙根返潮，纸粘在一处，一揭就碎。”

“你去看过那个架子。”

“看过。”她说，“架子在廊下最后一间屋里。三层，上头两层满，下头一层空。空的不是没有状，是状堆在地上，堆到膝盖。”

“为什么堆在地上。”

“因为架子塌了一格。”她说，“塌的那一格在下头。塌了以后没有人修。没有人修，状就往地上放。放到地上，扫地的时候就要挪。挪一回，少几张。少了没有人知道。”

“你抽过没有。”

“抽过一张。”她说，“抽出来看，不是我的。是一个姓何的，告他兄弟占了屋。状上写的是开元二十年。开元二十年到那一年，四十年。四十年的状，还在架子上。”

“他还在等。”

“他早死了。”她说，“状在，人不在。人不在，状就没有人领。没有人领的状，不能销。不能销，就一直放在架子上。”

“那就不报了。”

“我报了三年。”她说，“三年，三张状。第三张我请人写的，写的人是个卖字的，收了十二文。他写得好，字很整齐。递上去，还是没有编号。”

“你为什么还要报。”

“因为不报，他们就一直是逃散。”她说，“逃散的人，儿子也不能算阵亡的儿子。我儿子将来回来，人家问他爹是谁，他说不出。说不出，他就是流民的儿子。流民的儿子，一辈子是流民。”

“你儿子。”

“我男人。”她说，“队副。我男人是队副。我儿子是他儿子。”

“你男人在坡上。”

“第二排第九个。”

她没有再说。石头上的苔是湿的，她坐了一会，裤子上湿了一片。

那天下午他们回到屋里。她从一个陶罐里取出一张纸。

纸是黄的，边上卷了，卷的地方裂了一道。

“这是第三张状的底。”她说，“卖字的给我留了一份。”

他接过来看。字很整齐，一行一行，行距一样。写的是乾元二年的事，写的是三十七个人，写的是两道令。

写到末尾，有一句：伏乞查明，改“逃散”为“阵亡”，以慰幽魂。

“这一句是他自己添的。”她说，“我说不出这样的话。”

“这一句不好。”

“不好。”她说，“‘以慰幽魂’四个字，府里的人看了要笑。他们要的是数，不是幽魂。”

“那你为什么留着。”

“因为他写得好。”她说，“我一辈子写不出这样的字。我留着，是想将来有一天，我能照着抄一遍，抄得跟他一样。”

她把纸收回去，卷起来，塞进陶罐，罐口盖了一块布。

“那个卖字的。”

“姓吴。”她说，“在府前街摆一张桌，桌上放一块石头、一支笔、一沓纸。写一张状十二文。不会写的人说，他写。写完念一遍，念完了让人按手印。”

“他给你写的时候。”

“他问了我一个时辰。”她说，“问哪一年，哪一月，口子上有多少人，令是谁送来的，念令的兵姓什么。我一个一个答。答到‘兵姓什么’，我答不出。他说，答不出的就不写。写上去，人家一问就露。”

“他写得整齐。”

“他说，状是给上头的书手看的。书手一天看五十张，看得快。看得快的时候，只看头一行和末一行。所以头一行要写清，末一行要写重。”

“末一行是‘以慰幽魂’。”

“是他添的。”她说，“他说这四个字重。”

“你说的那三十二个。”

“三十二个走了，走到桂州的十九个。”她说，“十九个里，有六个被当成流民抓了，编了客户。客户有籍，没有田。没有田的客户，给人家种田，一年交六成。”

“另外十三个。”

“另外十三个走到邕州。”她说，“邕州那边要人守仓。守仓的给粮，一天二升。十三个人留下九个。剩下四个往西走，走到哪儿我不知道。”

“抓的那六个，你见过。”

“见过两个。”她说，“一个在城南扛包，一个在五市扫街。他们看见我，把头转过去。”

“为什么转过去。”

“因为我认得他们。”她说，“认得他们的人，就知道他们守过口子。知道他们守过口子，就知道他们是逃散回来的。逃散的人，客户籍上写着‘逃’字。写了‘逃’字，一辈子抬不起头。”

“他们恨你。”

“他们不恨我。”她说，“他们怕我。他们怕我有一天去府里说，这六个人不是流民，是苏家的兵。说了，他们的客户籍就要重造。重造一遍，他们连客户都不是了。”

火在灶里烧着。锅里的水开了，她没有去管。

“自解这两个字。”他说。

“这两个字好。”她说，“写令的人会写字。”

“怎么好。”

“要是写‘散’，就是逃。要是写‘退’，就是违令。要是写‘溃’，就是败。”她说，“写‘解’，就什么都不是。不是逃，不是违令，不是败。什么都不是，就不用管。”

“不用管。”

“不用管。”她说，“三十七个人，两个字，就不用管了。”

他把手放在膝上。手上有割草割出来的口子，口子上结了薄薄一层痂。

“我见过册。”他说。

“什么册。”

“成都的册。”他说，“三年前，府里来收一箱纸，说无主的文字归官编次。他们拿着一本册，册上写纸的张数、诗的首数、收的人的押。他们写得很细，细到一张纸的两面都写。”

“那册上有人。”

“没有人。”他说，“只有数。”

“数就是人。”她说，“一百四十二，是一个数。数在册上，人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