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十年　六月十二

六月十二，他在中书省门口站了一个上午。

门口有七个人。

一个老妇，手里一张状纸，状纸卷成筒，筒上用线捆着。一个押粮的，脚边两只空袋。两个穿青的，站着不说话。一个少年，抱着一只木匣。一个和尚。还有一个，看不出是做什么的，蹲在墙根，蹲了三个时辰，没有起来过。

门在辰时开，开了以后没有人进去。

「不叫人进。」押粮的说。

「叫谁进。」

「叫该进的进。」押粮的说，「该进的，从东边那道小门进。这道大门，是给舆马走的。」

「那我们站在这儿做什么。」

「站着。」押粮的说，「站到有人出来问你。问你，就是有门。」

巳时末，出来一个人。

四十上下，身量不高，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青衫，袖口卷了一道。他手里捏着一卷纸，纸卷得紧，两头露出来的部分参差。

他走到门外的石阶上，站住，把纸卷往袖子里塞。

塞不进去。他换了一头，塞进去了。

「杜主书。」

那人抬头。

「你是谁。」

「姓李。」

「哪个李。」

「没有哪个。」他说，「我一个人。」

杜敬看了他一会儿。

「一个人。」杜敬说，「一个人来找我，是私事。私事我不办。」

「不是私事。」

「那是什么。」

「我想问一个号。」

杜敬把袖子理了一下。

「号。」他说，「问号的人不多。」

「不多。」

「二十六年，问号的人，我数得出来。」杜敬说，「三个。头一个是御史台的，问一件文书的号为什么跳了两个。第二个是兵部的，问一件文书为什么没有号。第三个是去年，一个和尚，问我号是不是从一开头就没有断过。」

「你怎么答他。」

「我说没有断过。」杜敬说，「他听了就走了。走的时候念了一句佛。」

「号有没有断过。」

杜敬没有答。他往门里走，走了三步，回头。

「进来。」

门房是一间小屋。屋里一张案，案上一只砚，砚里的墨是干的，干成一片，边上翘起来。

杜敬从案下抽出一本簿。

簿是麻纸的，很厚，厚三寸，用麻线缝，缝了六道。封面上没有字，只在左上角贴了一张小签，签上写着两个字：起簿。

「这就是号。」

他把簿翻开。

第一页上是第一行：一号。天宝十四载，正月，初一。范阳牒兵部，请增马料。

第二行：二号。天宝十四载，正月，初三。兵部牒范阳，准。

第三行：三号。天宝十四载，正月，初五。太原牒兵部，请补甲。

他一行一行往下看。

字很小，写得极工整。每一行的起头都是一个数，数后头是日子，日子后头是什么衙门发给什么衙门，发的是什么事。事情写得极短，短到只剩一个由头。

「这些字是谁写的。」

「我。」杜敬说，「二十六年，都是我。」

「一年写多少行。」

「看年。」杜敬说，「少的一年四十行，多的一年一百二十行。」

「今年多少。」

「到五月，四十一行。」

他把簿翻到后头。后头的纸是新的，白，还没有写字。

「这一页是几号。」

「三百一十七。」杜敬说，「上个月廿八写的那一行是三百一十七。」

「三百一十七行，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三百一十七行。」杜敬说，「一年十二行不到。」

「一年四十行，二十六年该有一千行。」

「前头那些不在这一本里。」杜敬说，「这一本是天宝十四载起的。天宝十四载以前的，另有一本，在库里，我调不出来。」

「为什么从天宝十四载起。」

杜敬把手放在簿上，按了一下。

「上头叫换簿。」他说，「换簿不换号。旧簿上的号到哪儿，新簿从哪儿接。天宝十四载正月，旧簿最后一号是三百一十六。新簿第一号，三百一十七。」

「等一下。」

他把手指按在那一行上。

「三百一十六，是天宝十三载的号。三百一十七，是新簿第一号。你刚才说，今年五月，写到三百一十七。」

「是。」

「那这二十六年，只写了这一号。」

杜敬看着他。

「不是。」他说，「你不懂。」

「我不懂。」

「号不是一年一个。」杜敬说，「号也不是一件一个。」

「那是什么。」

杜敬从案下摸出一支笔，蘸了水，在案上画。

他画了一个圈。

「这是一件文书。」他说，「一件文书出门，要发几处。」

「几处。」

「看事。」杜敬说，「请马料，发三处。请兵，发七处，九处，十一处。调兵，发十九处。」

「十九处。」

「十九处，十九份。」杜敬说，「十九份，一个号。」

他把笔放下。

「一号，是一件事。一件事发出去十九份，十九份上写同一个号。十九份到了十九个衙门，一个衙门存一份。将来要查，查的是这一个号。一号对一处，一处对得上，就是真的。」

「十九个衙门，怎么知道哪一份是真的。」

「十九份都是真的。」杜敬说，「抄的也是真的。抄的人照着原样抄，抄完比对，比对完在末尾画押。画了押，抄的就是真的。」

「那真的有几份。」

「十九份。」杜敬说，「原稿只有一份。原稿留在发的衙门，不出门。出门的十九份，都是抄的。」

「原稿在哪儿。」

「在发的衙门。」杜敬说，「范阳发的，在范阳。只是范阳那一年烧过一回，烧了三天。烧完，原稿就没有了。」

「那十九份还在。」

「十九份在十九个衙门。」杜敬说，「烧了一把火，烧掉一份，还剩十八份。十八份对得上，那件事就还在。」

屋里静了一会儿。窗外有人在院子里扫地，扫帚扫在砖上，一下一下。

「一年四十行。」他把话接回去，「一行是一件事。四十件事，一年。三百一十七件事，到今年五月。」

「二十六年，三百一十七件事。」

「对。」

「那一年不止十二件。」

「一年十二件。」杜敬说，「头几年是这样。后来多了。去年五十七件，前年四十九件。今年到五月，四十一件。」

「为什么多了。」

「不知道。」杜敬说，「我只管号。事多事少，不是我定的。事来了，我编号。事不来，我不编。」

「簿上怎么分年。」

杜敬把簿合上。

「不分。」

「不分年。」

「不分。」杜敬说，「一页一页往下写，写满了翻页。一页二十八行，一年有时候一页，有时候两页。要找一个年，得先知道那一年的号大概在哪儿，再往前翻，翻到那一年正月第一件。」

「为什么要这样。」

「换簿的时候上头说的。」杜敬说，「号是连的，年不连。年能断，号不能断。」

「哪一年断过。」

杜敬的手在簿上停住。

「我没有说断过。」

「你说年能断。」

「年号会改。」杜敬说，「改元，年就断。天宝十五载改至德，至德改乾元，乾元改上元，上元改宝应，宝应改广德，广德改永泰，永泰改大历。二十六年，改了七回。号一回没有改。」

「改元的时候，簿上怎么写。」

「照写。」杜敬说，「天宝十五载七月，写成至德元载七月。七月以前的，还是天宝。中间那半个月，写哪一个，我看发文的日子。日子在前，写天宝；日子在后，写至德。」

「那半个月，两边都不认。」

「两边都不认。」杜敬说，「号认。」

他把簿推到案角，站起来，走到窗口。

「你为什么问号。」

「我有一张纸。」他说，「纸上六个印。我想知道那六个印是按什么次序盖的。」

「次序是定的。」

「谁定的。」

「不知道。」杜敬说，「我进来的时候，次序就是定的。六格，从上到下。第一格谁，第二格谁，写在一条规矩里。规矩不在我这儿。」

「在谁那儿。」

「在会用的人那儿。」杜敬说，「我不管六格。六格空了，文书不出门，这是我知道的。六格满了，文书出门，这也是我知道的。中间怎么满的，我不看。」

「你不看。」

「不看。」杜敬说，「我看号。号对了，我写一行。号不对，我退回。退了回，发的人自己改。改完了再来，我再写一行。」

「退过几回。」

「三回。」杜敬说，「头一回是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一件调兵的文书，号写重了。第二回是至德二载，一件请粮的，号写在前一年。第三回是去年，一件报丧的，没有号。」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号写重了。」

「写重了。」杜敬说，「两件文书，一个号。」

「哪两件。」

杜敬没有答。他走到案边，把簿翻开，翻到很前面，翻到第二页。

他的手指在一行上停了一下，停得很短。

「你自己看。」他说，「看完了，把簿合上，别折角。」

那一行是：三十九号。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五。范阳牒兵部，请调河北道兵三万，集幽州。

下一行是：四十号。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廿二。兵部牒朔方河东，调兵二万，赴河南。

他把这两行看了很久。

三十九，四十。

两行之间，隔了十七日。

一行是范阳要兵。一行是朝廷调兵。

两行是连着的号。

他把簿合上，合得很轻。

「看完了。」

「看完了。」

「有什么要问的。」

「有。」他说，「这两件，哪一件在前。」

「三十九在前。」

「三十九是范阳发的。」

「是。」

「范阳发的文书，也走这一本簿。」

杜敬把簿收进案下。

「凡是调兵的文书，都走这一本簿。」他说，「不管谁发的。」

「不管谁发的。」

「不管。」杜敬说，「文书到了，有六格，有号，我就写一行。文书是谁发的，我不问。问了，我这一行就写不下去。」

「为什么不问。」

杜敬把袖子放下来，遮住手腕。

「问了，我就得知道。」

他送他到门口。

门口那七个人还在。老妇的状纸还卷着，押粮的还站着，蹲在墙根的那一个已经不见了。

「李先生。」

「嗯。」

「你要看簿，光问我一个人不成。」杜敬说，「要有事由。事由要写在纸上，纸上要有一个衙门的印。你有了，我调给你看。」

「什么算事由。」

「修史。」杜敬说，「史馆要修实录，要调旧档。史馆的牒最省事，因为史馆不问事，只抄字。」

「史馆在哪儿。」

「崇仁坊东，旧观改的。」杜敬说，「你去找一个姓裴的书手。他手上常年有墨，洗不掉。」

他往东走。

走到街口，回头看了一眼。

中书省的门关了。门上的铁环垂着，环上有一层灰。

那本簿在案下。

一页二十八行，二十六年，三百一十七行。

簿上不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