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泰二年 十月十六（766.10）
十月十六，风停了。云是平的，平得像一层毡铺在天上，铺到天边也没有缝。
他问康五要了一张空白的纸。
“要纸做什么。”
“写字。”
康五从第十二捆里抽了一张，抽的是最上头的一张，边上有霉，霉在左上角，有两个点。
“这张有霉。”
“有霉也能写。”
纸铺在石头上。石头是平的，纸上压着两块小石子，一块压左边，一块压右边。
他先在这张纸上写了一个数：五。
“五是什么。”
“这张纸在长安值五文。”
“在这里呢。”
“在这里值零。”
“零不是价。”康五说，“零是没有人要。”
他把纸从石头上拿起来，走到空地的南头。南头有一块大石头，石头面上是平的，平的地方有一尺见方。
他把纸放在石头面上，纸上不压石头。风停了，纸不动。
然后他从怀里摸出一小把胡椒，放在纸的旁边。胡椒是好的，一袋里挑出来的，二十来粒。
两个人站在十步外看。
看着的时候来了一个孩子。孩子是关外村里的，七八岁，穿一件大人的袄，袄的下摆拖在地上。他走到石头边上，看了看纸，看了看胡椒，把胡椒抓了，跑了。
纸还在石头上。
“他知道胡椒能换饼。”康五说，“他不知道纸能换什么。”
“纸能换饼。”
“在这儿不能。”康五说，“饼铺不要纸。饼铺要柴，要盐，要油。”
他把纸拿回来。纸上有四个指头印，是孩子的，印子很小。
“二十年前，我头一回走这条路。”康五说。
“走到哪里。”
“从灵州到凉州，四百四十里，走了九天。那一趟我带两匹骆驼，八袋盐。盐在灵州一斗四十文，到凉州一斗一百二十文。八袋盐一袋六斗，四十八斗。一进一出，赚三贯八百四十文。”
“扣掉什么。”
“草料一贯二百，关税六百，骆驼折旧四百，我自己吃的三百。剩一贯三百四十。”
“一趟一贯三百四十。”
“两个月一趟，一年六趟，八贯。”康五说，“第八年我买了第四匹骆驼。第十一年在灵州买了一间屋。第十五年我阿娘病了，屋卖了。”
“现在呢。”
“现在给别人做通事，一个月两贯。”康五说，“两贯比八贯少。两贯不用等，不用交税，不用给骆驼买草。”
“凉州断的那一年，你在哪里。”
“在灵州等货。”康五说，“等了一个月，货没有来。等两个月，来了一封信，信上四个字：货在凉州。”
“后来呢。”
“后来我往凉州走。走到半路，回来。”康五说，“回来的时候路上碰见十九个往东走的人。他们赶着十一头骆驼，骆驼背上没有货，人背上也没有。”
“关上有一种簿，叫时估簿。”康五说，“收税要用它。各处的价，商人报了，关吏抄上去。你去看那个。”
卫关令把时估簿借给他，一天两文。簿是牛皮纸封的，一共三十来页，页页都写满了，写的是各个州府的价，一年一换。
“这是去年的。”卫关令说，“今年的还没有报齐。报齐要等明年三月，各处的商人都来，一个一个问。”
“去年的也行。”
“去年的价，今年不作数。”
“我要看的不是价。”他说，“我要看的是价差在哪里。”
他把三样东西抄在一张纸上：纸一张、胡椒一斤、大黄一斤。三个横栏，五个地方：长安、凉州、灵州、成都、广州。
“长安的纸五文，凉州的纸八文，灵州的纸六文，成都的纸三文，广州的纸十文。”
“成都为什么三文。”
“蜀纸多。成都的纸坊，一条江上有十七家。纸多了，价就贱。”
“广州为什么十文。”
“广州不出纸。广州的纸从韶州来，走水路，一路上三道税。”
“胡椒。”
“长安四百文，凉州六百文，灵州三百五十文，成都五百文，广州一百二十文。”
“广州为什么贱。”
“胡椒从海上来。船到广州，胡椒在船上，一斤一百二十文。船再往北，走陆路，一斤加一程的脚钱。走到长安，四百文。走到凉州，六百文。”
“大黄。”
“成都二十文，长安四十文，凉州一百二十文，灵州六十文，广州九十文。”
他把这张纸压在膝上，看了很久。
“三样东西，五个地方。”康五说，“你看什么。”
“我看哪一个数最不像。”
“哪一个。”
“大黄。”他说，“大黄在成都二十文，在凉州一百二十文。一斤大黄，从成都走到凉州，脚钱一百文。一斤纸，从成都走到凉州，脚钱五文。”
“纸轻。”
“纸轻，纸却贱。”他说，“一斤纸三文，一斤大黄二十文。一斤大黄走一千里，脚钱翻六倍。一斤纸走一千里，脚钱翻不到一倍。”
“所以纸不走远路。”
“纸不走远路。”他说，“纸走五百里就到头了。五百里以外，纸的价里一半是脚钱。一千里以外，一半以上是脚钱。”
康五把这句话想了一遍。“胡椒呢。”
“胡椒一斤四百文，一斤胡椒的脚钱从广州到长安是二百八十文。胡椒轻，一斤能装一袋，一袋能压一百斤别的货。胡椒坐在别人的货上头走。”
“坐在上头。”
“货压货。”他说，“骆驼背上的货，重的在下头，轻的在上头。胡椒在上头，纸也在上头。上头的货，脚钱按分量摊，摊得少。”
“那纸的价为什么还是高。”
“纸占地方。”他说，“一百张纸七斤，占的地方比七十斤的胡椒大。骆驼的背上，先算地方，后算分量。”
康五笑了一下。“你算得比商人细。”
“药也称钱。”
“药差一钱，人死。”康五说，“这一句你说过。”
他把时估簿上的数抄成两栏：一栏去年，一栏今年。
长安的纸，去年五文，今年五文。凉州的纸，去年六文，今年八文。胡椒，长安去年三百八十，今年四百；凉州去年五百，今年六百。大黄，成都去年十八，今年二十。
“涨得最多的是哪一样。”
“凉州的纸。六文到八文，三成三。”
“最少的是哪一样。”
“成都的大黄。十八到二十，一成一分。”
“为什么不一样。”
“有两条路的货，涨得慢。只有一条路的货，涨得快。”他说，“成都的大黄走水路，水路不通就走陆路，陆路不通就压在仓里，仓里有仓租，仓租一年涨不了一成。凉州的纸只有一条路，路一断，纸就只能在凉州卖，凉州的人一年用不了三千张。”
“所以价涨。”
“所以价涨。”他说，“价涨，不是纸贵了。是路少了。”
他把那张纸折起来。折的时候沿着一道旧折痕，折得很齐。
“我从前以为价在货上。”他说。
“价在货上。”
“价在货上，也在路上。”他把纸塞进箱子，“一斤大黄在成都二十文。这二十文里，有十文是种大黄的人一年到头的工，有五文是晒、是切、是装袋，有五文是拉到市上的脚钱。拉到凉州，一百二十文。多出来的一百文，种大黄的人一文也拿不到。”
“一百文给谁。”
“给路。给马，给骆驼，给草，给关，给守关的人，给押货的人，给路上等两个月的人。”
“等两个月也算钱。”
“等两个月最贵。”他说，“货在等的时候，草在吃，人在吃。一文钱也不进，一文钱也在出。”
康五没有再说。他把时估簿合上，还给卫关令。
日头到了头顶。空地上，骆驼站起来两头，站着不动，头朝着西边。
“你问这些做什么。”康五说。
“我要画一张图。”
“什么图。”
“价的图。”
康五看着他，看了一会。“价能画？”
“路能画。价在路的两头，也能画。”
那天下午，他坐在灶边，把五个地方摆了五块石子。石子摆在一块平的石板上，石板上有一层细沙。
长安的石子放在最当中。凉州在西，灵州在北，成都的南，广州在东南。
石子摆好了，他从怀里把那张纸拿出来，把三样东西的价念了一遍。
念到凉州，他停了一下。
“凉州的纸八文。”
“八文。”
“凉州的纸比长安贵三文。三文是脚钱。凉州到长安二千二百里，三文的脚钱，一千里一文半。”
他把石子往西推了推。推的时候沙被推开，推出一道沟。
“这一道沟，就是路。”
天黑以前，他把那张纸上的数又抄了一遍。抄在另一张纸上，抄的时候省了两个零，抄完了对不上，划掉，重抄。
重抄的那一张，凉州的纸他写成五文。写完自己看了一眼，又划掉，改成八文。划掉的那个五，笔画压着“凉州”两个字。
卫关令把时估簿收回去。收回的时候他看见那张抄了三个横栏的纸。
“这是你抄的。”
“抄的。”
“抄一份给我。”卫关令说，“明年三月各处的商人来报价，我要对。对不上，税就收错。收错了，上计要退。”
“抄一份五文。”
卫关令看了他一眼，从袖子里摸出五文，放在案上。五文里有一文是铁的。
那张有四个指头印的纸，他没有擦。纸压在石头底下，压了三天，拿出来的时候指头印淡了一半，还在。
八文。他数了三遍：五文，八文，五文。第三遍数成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