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元年 十一月初三（766.11）
新历是十一月初三到的。
送历的是个走卒，从原州来，走了六天。他背一只皮袋，袋里一卷历，一道牒。历是印的，纸白，字黑，卷得紧，卷上贴一张封条。
封条拆开，历摊在案上。第一行写着：大历元年，岁在丙午。
“大历。”尹书手念了一遍，“今年正月起是永泰二年。十一月，改成大历元年。”
“一年两个年号。”
“一年两个年号。”尹书手说，“正月到十月是永泰二年，十一月起是大历元年。一个年头，两个名字。”
尹书手把新历抄到关簿上。抄到第一行，把“大历”写成“太历”，写完看了不对，划掉，在旁边重写。划掉的字留着，没有涂黑。
“为什么划掉的字不涂。”
“涂了看不出是抄错的。”尹书手说，“划掉，上头来查，一看就知道是当场改的。涂了，就像原来就是这么写的。”
牒上还有几行：改元以后，文书的年号一律用新历；旧的文书不必追改；关津渡口，凡写旧年号的，加注“改元前”三字。
“加注三个字。”
“三个字，写在年号旁边。”尹书手说，“不写，上计对不上。”
关门的墙上有一张榜，贴了三年。榜上是关禁：什么货能过，什么货不能过，什么人能过。
初三这天换了新榜。旧榜撕下来，纸脆，撕成三块。新榜贴上去，浆糊还是热的，热的地方纸有一点鼓。
新榜第一行是年号：大历元年。
第二天早上，新榜的右下角被人揭走一块，揭的是一块有印的地方。卫关令问是谁揭的，没有人认。
后来丁老卒说，是一个贩布的，昨天出关，走之前在榜前站了一会。
“他揭那个做什么。”
“印上有年号。”丁老卒说，“年号能带回去。带回去给别人看，别人就知道他过关是哪一年。”
“这也算凭据。”
“算。”丁老卒说，“凭据不在纸上，在人嘴里。人认了，就是凭据。”
关上的老卒姓丁，五十八岁，在关上守了三十一年。他坐在门槛上，把新历拿过去，翻了两遍，翻得很慢。
“我经过九个年号。”丁老卒说。
“九个。”
“开元、天宝、至德、乾元、上元、宝应、广德、永泰，如今是大历。”他一个一个数，数到第九个，手指头在历上按了一下，“九个年号，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九个年号。”
“天宝那个最长，十五年。后头这几个，一个比一个短。宝应最短，一年零几个月。”丁老卒说，“年号短，是因为事情多。事情多，就要改一个数，从头算。”
“从头算，账怎么算。”
“账不从头算。”丁老卒说，“账是接着算的。元年、二年、三年，一路下去。改元改的是名字，不是账。账上的数，一文也没有少。”
那天关上加了一块肉。肉是羊肉，一斤四两，切得薄，煮在粟饭里。二十七个人，一人一勺，勺是木勺，一勺里头有两片。
“改元是大事。”卫关令说，“大事要有一块肉。”
“一斤四两，二十七个人。”
“一斤四两。”卫关令说，“库里的钱，一斤肉是二十文。二十文要从杂支里出。杂支一年三百文，这一斤肉占了十五分之一。”
饭后他回到灶边，把图摊开。
图还是那张图，六尺三寸，一条路，二十三个点，八十七个短横，七个叉。
他要往上头添东西。
“添什么。”
“添六个点。”
“路上已经有二十三个点。”
“这六个点不在路上。”他说，“这六个点在城里。”
六个点，他用圈。圈画得比点大，圈的直径三分，圈里是空的。
第一个圈，画在长安。长安那一个点上头，靠北，画一个圈。圈的位置在宫城的东墙底下，墙与墙之间有一条夹道，夹道宽九尺，圈就落在夹道里。
第二个圈，画在长安东边。兴庆宫的东墙外头，往东三里。那个地方有一片宅子，宅子的墙比别处高，墙头上没有瓦，是土。
第三个圈，画在长安南边。通化门外头，往南三里。那个地方有一条水渠，渠边上有六棵柳树，柳树的枝子垂到水里。
画第五个圈的时候，他的手抖了一下。圈歪了，歪得像一个蛋。
他没有重画。重画要把墨刮掉，刮了纸就破。
他用朱在歪的地方补了一笔，补成一个圆。补完这一个圈比别的五个大一分。
第四个圈，画在洛阳。洛阳南市的北边，隔一条街。那条街上没有铺子，只有门，门都关着，门上有门钉，钉是铁的，一共七行。
第五个圈，画在扬州。扬州的漕渠口，渠口有一道闸，闸板是木的，一年换一次。
第六个圈，画在灵州。灵州的军城，城的西南角，角上有一座望楼，楼三层，第三层的顶是平的。
六个圈画完，他把笔放下。
“这六个圈是什么。”
“六个地方。”
“什么人的地方。”
他没有答。他把手指头放在第一个圈上，按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是这六个地方。”
“我进去过三个。”他说，“另外三个，我在门外站过。”
“站过就知道。”
“站过就知道。”他说，“门外站一刻，看进去的人是什么人，出来的人是什么人，看门开几回，看门里的人送客送到哪一步。”
圈画的是墨。墨干了以后发灰，圈不清楚。
“这几个圈，位置对不对。”尹书手说。
“对不对。”
“灵州与凉州，差一个字。”尹书手说，“我抄簿的时候，把灵州写成凉州，写完看出来了，划掉重写。这两个字，一个偏旁不同，差一千二百里。”
“你有没有划过。”
“划过一回。”尹书手说，“去年冬天。划了以后，我每写一个地名，都要看一眼。”
“有没有朱。”
“关上有朱。”尹书手说，“关防用朱。”
“借一点。”
尹书手去库里取了一小块朱砂，朱砂有指头大，用纸包着。他把朱砂放在小碟里，加一点水，用指头研。研了一刻，朱化开了，红得很沉。
“要加胶。”
“加胶做什么。”
“不加胶，朱会掉。”尹书手说，“调朱要加胶，加了胶，朱就咬住纸。”
胶是牛皮胶，一小块，用热水化开，加进朱里，加了三滴。
他用一支细笔蘸朱，把六个圈重新描了一遍。朱描在墨圈上，红压着黑，红比黑亮。
描完六个圈，天已经黑了。他把图摊在案上晾。朱要一夜才干。
夜里他起来看过一回。朱没有干透，指头碰一下，指头上有一点红。他把指头在裤子上擦了两下，擦不掉。
六个圈，六个里数。他把这六个里数写在图的背面，一个圈一行。
宫城东墙下到凉州，一千九百里。兴庆宫东三里到凉州，一千九百零三里。通化门外三里到凉州，一千八百九十七里。洛阳南市北到凉州，二千四百里。扬州漕渠口到凉州，三千八百里。灵州军城到凉州，一千二百里。
“哪一个最近。”
“灵州。”
“哪一个最远。”
“扬州。”
“为什么灵州最近。”
“灵州在河的边上。”他说，“河上有渡。渡过去，就是河西。”
“这几个圈，你要不要写名。”
“不写。”
“不写，将来自己忘了。”
“忘不了。”他说，“写上去，别人看见了，就要问。问了，我就要答。答了，这个圈就不是我的了。”
第二天早上，图干了。
干了以后，墨比纸黑，朱比墨红。一张黄纸，一条黑线，七个黑叉，六个红圈。
“像一张舆图。”尹书手说。
“不是舆图。”
“怎么不是。有线，有城，有里数。”
“舆图画的是地。”他说，“这个画的是别的。”
“画的是什么。”
他把图卷起来。卷的时候从西头卷，卷到东头，六个红圈卷在最里头。
“画的是这六个地方，与那一条路，离多远。”
“多远。”
“最近的一个，三里。”他说，“最远的一个，三千二百里。”
“三千二百里，是哪一个。”
“灵州。”他说，“灵州到凉州，一千二百里。凉州往西，两千里，是沙州。沙州再往西，是西州。西州再往西，是安西。”
“你算错了。”
“哪里错了。”
“灵州到凉州一千二百里，凉州到沙州一千九百里，沙州到西州一千八百里，西州到安西一千二百里。合六千一百里。”尹书手说，“不是三千二百里。”
他把图重新摊开，用手指头量了一遍。
“我说的是灵州到凉州那一个叉。”他说，“凉州东三十里。灵州到那个叉，一千一百七十里。”
“你说三千二百里。”
“三千二百里是长安到凉州。”他把手收回来，“我说错了。”
尹书手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他把朱砂和胶收进木匣，木匣上了锁。
“这个图，你要送到哪里。”
“不送。”
“不送，画它做什么。”
他把图卷好，捆两道麻绳，塞进箱子，塞在最底下。
“先放着。”
“这几个圈，你画了多久。”
“一刻。”
“画圈一刻，画路一天。”
“路有里数。”他说，“圈没有里数。圈只有门。”
“放到什么时候。”
“放到有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