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六年 五月（771.5）
一百二十文是谁出的。
他在台塬镇住了下来。住的是镇东头一间空屋，屋主姓刘，屋钱一月二十文。屋里有灶，有一张床，床腿短了一截，垫着一块砖。
他先找何三。
何三是第五里的里正，四十上下，脸上有一道疤，从耳根到下巴。他在自家院里晒麦，麦摊在席上，他用木耙推，推一下，退半步。
“王三。”何三把木耙插在麦里，“王三是我阿爹的上手。我阿爹叫何二，何二接王三的里正，接了十九年。何二死了，我接。”
“王三的家还在。”
“屋在。”何三说，“人没有了。王三有一个儿子，叫王大。王大至德二年被征去，没有回来。王大的婆娘改嫁到武功，走的时候把屋里的东西卖了一半。”
“屋现在谁住。”
“没有人住。”何三说，“屋空着，空了十四年。空屋三年就坏，坏了没有人修。去年冬天塌了半间。”
何三把木耙靠在麦堆上，坐下来。
“你要查王三，我劝你算了。”他说。
“为什么。”
“王三那十九年，郿县出了四回逃户。”何三说，“一回是开元末，一回是天宝八载，一回是天宝十四载，一回是乾元二年。四回里，王三垫了两回的钱。”
“垫多少。”
“一回垫了三贯。”何三说，“三贯是他两年的里正钱。里正一年的钱是八百文，还要管本里的役、本里的斗、本里的婚丧。垫了三贯，他就把自家的两亩地卖了。”
“卖了地，里正还做。”
“还做。”何三说，“里正不是一个官，是一份差。差派下来，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做不下去了，就叫儿子接着做。”
“王大的婆娘为什么走。”
“因为王三死了，里正的差派到王大头上。”何三说，“王大不识字。里正要识字，要会写手实，要会算役。王大不会，做了半年，帐上错了两笔，县里罚了他六百文。他交不出，就跑了。跑了三个月，被征去。”
何三把一只麦穗在手里捻开，捻出麦粒，吹掉糠。
“里正这个东西。”他说，“上是官，下是民。官要数，民要活。数跟活对不上，里正就在中间。中间站二十年，人就站成了一张纸。”
“一张纸。”
“一张纸。”何三说，“手实是一张纸。纸上写谁在，谁不在。写了谁不在，谁就摊不上税，摊不上税的人家就少一口人的钱。写错了，那家人来找我，来了就坐在我院里不走。”
他把麦粒放进嘴里，嚼了。
“我阿爹何二做了十九年，做完就瞎了。”他说，“瞎了以后他不说话。我问他话，他只说一句：数对不上。”
“王三的手实呢。”他问何三。
王三的屋在镇西头，靠着一道土坎。塌的是东半间，塌下来的土堆到窗台。西半间还立着，门框歪了，门扇掉在地上。
他进去。屋里有一股味，是土味和霉味混在一处。
地上有碎瓦，有草，有一只破了的簸箕。屋角有一张床，床架是木的，木上长了白的霉。灶塌了，灶膛里有一堆冷灰。
墙上糊着纸。纸是从前糊的，糊了三层，最外一层已经黄透，黄的地方一碰就掉。
他把最外一层揭了一角。底下那一层是白纸，纸上有字。
他把整面墙的纸都揭下来。揭了半个时辰，揭出十七张。十七张里有九张有字。
九张是帐。帐上写的是人名，写的是役：某某，一年二十日；某某，纳绢两丈；某某，逃。
九张里最老的一张是天宝六载的。最新的一张是乾元元年的。
没有天宝十载的。
他把九张纸叠起来，叠的时候按年份排。排到最上头，是乾元元年。
“王三的手实呢。”他问何三。
“手实是报给县里的。”何三说，“报上去的不留。留的是草稿。草稿用完就烧，烧了引火。”
“引火。”
“引火。”何三说，“里正家里不生炭，冬天烧柴。柴湿，要用纸引。一张纸能引三回火。”
他把九张纸收进怀里。
灶塌了，灶膛里有一堆冷灰。他用一根柴棍拨灰，拨到一半，拨出一片纸角。
纸角是焦的，边上的焦痕发黑。他把它捧出来，摊在手心。
纸角不大，半个巴掌。上头有两行字，字被烧掉了一半。
上头一行剩下四个字：“一百二十”。
底下一行剩下一个字的下半，是一个“口”字，口字上头还沾着半笔。半笔是横的，横的左边有一竖。
“客”字的下半。
他把纸角对着门外的光看。光从纸角后头过来，纸上有细纹，是麻纸的纹。
“一百二十”。“客”。
他把纸角收在最里头，夹在布的两层之间。
“你找到什么了。”何三在门口问。
“半张纸。”
“半张纸值什么。”
“值一个人。”
何三没有再问。
“崔县尉的家里还有没有人。”
“有一个老仆。”何三说，“姓赵，七十多了。崔县尉死在大历三年，死了以后他家里卖了屋，搬到城南，住在两间小屋里。老仆跟着。”
第二天他去城南。
崔家的两间小屋在城南的坡上，屋前有一棵枣树，树上没有枣，只有几片叶子。
老仆姓赵，七十三，背驼，走路的时候手要扶着墙。
“崔县尉的事，你要问什么。”赵老头说。
“天宝十载，他办过四件附籍。”
“附籍。”赵老头说，“他办过的附籍不止四件。他在郿县十九年，办过的附籍，一年一两件，十九年总有二十几件。”
“天宝十载那四件，钱是谁出的。”
赵老头把眼睛眯起来。
“钱。”他说。
“附籍要交钱。一百二十文一口。四口，四百八十文。这个钱不是县里出的，也不是里正出的。是有人交的。”
赵老头站着，手扶着门框，站了很久。
“崔县尉有一本帐。”他说。
“什么帐。”
“私帐。”赵老头说，“他有一本私帐，记的不是公事。记的是他自己经手的一些事。他做县尉，有些事不能写在公文上。不能写的，他写在自己的一本帐上。”
“帐在哪儿。”
“烧了。”赵老头说。
“烧了。”
“烧了两天。”赵老头说，“大历三年三月，他病得起不来。起不来的第三天，他叫我把他箱子里的纸都搬出来，搬到院子里。他说烧。”
“烧了多少。”
“三箱。”赵老头说，“三箱纸，烧了两天。烧出来的灰装了三斗，装在三个斗里。他让我把灰倒在城墙根下。”
“你没有看。”
“我不识字。”赵老头说，“我认得自己的名字，别的字我不认得。他叫我烧，我就烧。”
“烧的时候他在哪儿。”
“在屋里躺着。”赵老头说，“烧到第二天，他叫我进去。他问我烧完了没有。我说烧完了。他说，灰倒在哪里。我说倒在城墙根下。他说，倒得好。”
“他还说了什么。”
赵老头想了一想。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说，这一辈子，只有一件事办得不对。”
“哪一件。”
“他没有说。”赵老头说，“我问他，他不说。他闭上眼睛，第二天就死了。”
“三箱纸，都是他自己的。”
“都是他自己的。”赵老头说，“他做县尉，一年领十二贯。十九年，二百二十八贯。他死的时候，家里剩三间屋，一头驴，五十贯钱。五十贯钱他给了我二十贯，剩下的三十贯他儿子拿去了。”
“他儿子在哪儿。”
“在洛阳。”赵老头说，“做小吏。他不回来，一年寄一封信。”
“信上说什么。”
“说今年的钱不够。”赵老头说，“说不回来。”
赵老头把门框上的一块木片拨正。木片是楔门的，楔得松了。
“崔县尉死的那一年，我还记得一件事。”他说。
“什么。”
“他烧纸的头一天，有人来过。”赵老头说，“穿青的，三十上下，说话是北边口音。他在门口站着，没有进来。崔县尉在屋里，隔着窗子跟他说话。说了不到十句。”
“说的什么。”
“我听不清。”赵老头说，“我只听见崔县尉说了一句：晚了。那个人说：不晚。说完就走了。走的时候靴子上没有泥。”
他把这一句记住了。
他从崔家出来，在枣树下站了很久。
枣树上有一根枝断了，断口是新的，断的地方露出白的木。
七月他回了台塬镇。
镇上那间空屋他退了。退屋的时候屋主姓刘的问他找到没有，他说没有。
“找什么。”姓刘的问。
“找一个出钱的人。”
“出钱的人不好找。”姓刘的说，“出钱的人不留名。”
他把屋钱数了二十文，放在案上。姓刘的收了，收的时候说：“你要找的人，要是二十年前出的钱，那钱早就没有了。钱花了就没有了，帐烧了就没有了。你找什么。”
“找一个字。”
“什么字。”
“附。”
姓刘的笑了。“一个字。”他说，“一个字值一百二十文。”
他没有笑。
七月末他回长安。走的时候经过台塬镇镇口，他在界石旁边站了一回。
界石上刻的是“大历二年 重立 郿县尉 张”。县尉换了姓。
他把手放在界石上。石头是凉的，凉的地方有一层灰，灰上有雨打的痕。
一百二十文。帐烧了，灰倒在城墙根下，倒了二十年了。
灰里剩下的半张纸上只有四个字。
一百二十。